湖北监利县农民朱建华，完整保存了1993—2006年14年间的农民负担卡。这些农民负担卡作为生动记录党的惠农富民政策变迁的珍贵史料被湖北省档案馆收藏。

　　王继学

　　应该承认，让农民负担税费作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曾经为我国各个社会时期的政权运行起到了支撑的作用，为各个社会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甚至到上个世纪中叶，来自农业方面的税收，仍然占据着全国财政收入的40%多。

　　可以说，共和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乃至中国现代工业的起飞，是靠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持完成的。从古老华夏文明的繁荣，到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是祖祖辈辈的中国农民用自己的脊梁支撑起来的。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商品贸易的全球化，农业税收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渐乏力。随着废止农业税条例草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农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无税时代”。那么，现在我们关注三农问题，应该关注什么？

　　我们知道，“多予、少取、放活”是中央多年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一贯方针政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就是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而这样的任务又是十分艰巨的，单靠农民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既然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已经把“少取”的功夫做到了家，那么，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靠的是什么？很显然，靠的是国家对农村的“多予”和“放活”。

　　近年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绝对量是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却有所下降。按统计年鉴数据，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1%左右。而在“放活”方面，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仍然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身在城里的农民工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民主权利等方面仍然不能享受到与城市人完全的平等，造成上亿人次的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季节性转移。

　　因此，农村进入“无税时代”后，我们应该把关注“三农”目光放在“多予”和“放活”上。一方面，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不断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发展的支出总额和比例，提高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就业制度，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取消针对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限制性就业政策，营造全体劳动者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权利平等的机制，真正将务工人员纳入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范围，使农民在城市就业、就医、生活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