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年，他常找些什么撒到地里，试着中和除草剂的危害。1995年，党永富跑到沈阳化工研究院，请陈昌教授帮他治除草剂副作用。陈昌教授建议不如顺应形势，开自己的除草剂工厂。1996年，工厂建成，党永富却断然把工厂关了，一滴除草剂都没产出来。因为他越考察越害怕，担心工厂会对当地造成严重污染。

　　无奈和感动之余，陈昌决定帮党永富建药厂。原料初具，陈昌却于1997年去世。但就是这堆原料和陈昌留下的提纯思路，成了党永富科研的起点。党永富开始了降解残留领域的“长征”。

　　到2003年，党永富完成主要降解剂的精准定量。之后，除草剂的危害在东北一些地方暴露。由于农民多年过量投放除草剂，很多地块成为“死地”，庄稼难以存活，群众称为“癌症田”。党永富带着产品到黑龙江绥化，当地植保站不信任：“德国公司都没治好，成本过高，你凭啥？”

　　老党凭的是效果，“癌症田”重新长出了玉米、大豆。就这样，他带着“奈安”一路往北，走遍了黑龙江，在农村几乎家喻户晓。

　　这个过程中，老党发现了化肥施用中存在的问题。群众抱怨化肥“没劲了”，化肥增量却不增粮。1.55吨煤炭才能生产1吨氮肥。20多年间，我们每亩地化肥使用量增加12到15倍，亩产仅增40%左右。

　　在老党看来，河南有8个月的积温期，有最好的土质，理论上应该能种出全世界最好的小麦。可是化肥依赖造成土壤板结酸化，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严重下滑，生长出的植物自然不够强壮。

　　偶然的机会，他们培育微生物分泌聚谷氨酸，批量提纯，降低成本。从这里出发，土壤修复、肥力激活、重金属钝化、农药残留降解、病虫草害污染立体治理，老党摸索到了可行的路径。

　　任重道远，农民接受土壤修复新产品需要时间

　　改良修复后的土地证明，这些用于土地修复的降解酶、聚谷氨酸确实是好东西。李荣说，“这正是我国需要的技术，既能调酸又能调碱，可以固化重金属。在10多种作物上均表现出显著的减肥、增产、提质、增效的效果，技术方面居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

　　不过，好东西未必就会被接纳。经销商最先抵触，党永富曾被经销商追着打。经销商欢迎测土施肥、配方施肥这样的化肥新应用，不欢迎化肥减量的技术。即使聚谷氨酸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修复土壤，但仍然时不时遇到排斥。

　　在聚谷氨酸的作用下，每亩地的化肥用量可以从100多斤减至70斤以下，替换成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成本在30元左右，还能保证增产。按照农业部专家相对保守的评估，这项技术能在化肥减量30%的情况下，增产粮食8%。可农民“多施肥多打粮”的观念根深蒂固，高产还想更高产，不舍得减量。

　　在东北、新疆的大块土地上，农户对炭吸附聚谷氨酸有机水溶肥接受度高，内地的种粮大户们接受得快。但这新肥料要是用不好，一季的收成可能泡汤，以高风险换两三亩地的增产，并不划算，因此，滥用化肥最严重的小农户接受起来很慢。

　　对农户来说，重金属钝化和农药残留的降解跟眼前的利益关联不大，多一道降解工序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其成效却很难直观显现，市场未必认可，因此，即使有这样的好技术，他们也并不热情。

　　我国已经确定了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但实现目标，困难不小。正如专家所言，好技术想走向大规模应用，还面临不少现实制约，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