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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重拾传统文化的珍宝



  大暑刚过,窗外虫鸣不止。北京西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坐在家中,面前一杯清茶,背后一面书架,宁静自在。
  两个月前,82岁的楼宇烈结束了在北大的最后一堂公开课,但他普及传统文化的脚步仍在继续。近日,他的新作《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信息时代,如何重拾传统文化的珍宝?在他看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尊重,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怀揣宝珠,沿街乞讨”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度过的。”和今天的许多城里孩子一样,楼宇烈的青少年时代,没有经受过太多传统文化的熏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楼宇烈开始系统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晃就是60多年。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例明显失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但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甚至连《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楼宇烈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比喻为“怀揣宝珠,沿街乞讨”,“一个国家要有文化主体性,才能去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会使一个国家的灵魂游荡不定,哪里强就往哪里去,哪里吸引力大就去哪里。失去了文化主体意识,分辨能力就差了,随声附和的东西也就多了。”
  然而,楼宇烈不是一个“拒绝现代”的守旧者。用手机看电子书、看电视直播,上网看电影,他都习以为常。而对现代生活的融入,更让楼宇烈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拿到今天来实践,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楼宇烈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我们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
  但求不绝如缕,不求轰轰烈烈
  在楼宇烈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和夫人、孩子的合影,不难看出他对家的眷恋。
  “家应该是一个安乐窝。在中国传统的生命观中,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小家稳固了,大家就稳固了。小家和谐了,大家也就和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归我们家的理念。当然,国家也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楼宇烈不是躲在书斋中的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他更强调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体会感悟。
  楼宇烈常常引用清代学者陆世仪的话:“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他认为家礼是比家训、家教、家规、家风更为重要的问题。礼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法”。再烦琐的法律都难免有空子可钻,但如果有了好的社会习俗,法就可以简化。
  说起眼下的少儿读经热,楼宇烈认为,实践比背诵更为重要。“我不太主张让孩子去背诵太多经典。四书五经里的很多概念现在都发生了变化,别说孩子不理解,教师要想说清楚都很难。”楼宇烈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在平常生活中实践基本的礼仪。
  “与其把《弟子规》背得滚瓜烂熟,不如做到其中的‘父母呼,应勿缓’‘出必告,反必面’‘晨则省,昏则定’这三条。如果能做到这最起码的三条,孩子跟别人交流、应答的面貌就会发生改变。其他的,可以再一条条实践。”楼宇烈说,传播传统文化,但求不绝如缕,不求轰轰烈烈,“搞得轰轰烈烈,往往会走样。”
  中华书局编辑焦雅君曾记录下楼宇烈一天的活动,上午在北京大学上3个小时的公开课,下午研习昆曲,晚上3个小时的传统文化讲座。而到了周末,他常常又奔赴外地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焦雅君把楼宇烈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士。搜索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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