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事万物：当代北京的养生生活》一书里，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如此描述北京的街头生活：夜幕降临，人们悠闲地走街串巷，物美价廉的街头摊点随处可见。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们锻炼的身影，成千上万的市民让大街小巷充满了活力。相较于麦克尤恩笔下“开车四十分钟见到彼此却只为了相互折磨”的洛杉矶都市生活，冯珠娣的记录折射出中美城市风情之间的深刻差异。城市绝非冷漠无情的物质存在，而是列斐伏尔眼中生机勃勃的艺术作品，北京最具魅力的“作品特质”就在于中国特色的公共生活：养生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资本化浪潮为北京老城带来了不亚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冲击。在医疗商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医疗负担逐渐从国家转移至平民。为了规避沉重的个人负担，居民不得不开始拾起“求医不如求己”的信条，而国家也开始鼓励民众从自身做起防病健身，养生于是逐渐成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在冯珠娣看来，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养生的医疗意义，我们很容易将这一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简化为私人的保健生活，从而使其湮没在与美国城市同步的公共生活私密化潮流之中。所以养生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防病治病，而在于活动本身的社会属性。
　　清晨、下午、晚间，或是在可以开展养生活动的任何时间，人们都会走出相对狭小的单元楼，涌向大街小巷、公园空地，在并不宽敞的公共空间内进行形式多样的养生活动。其中最知名者莫过于广场舞，但现实生活中的养生活动远比广场舞复杂得多：团体操、太极、气功、歌咏等等，花样种类不一而足。但北京人之所以走出家门，并非仅仅因为居住环境相对紧张，也不只是想要强身健体，而是为了“追求热闹，追求令人愉悦的活跃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令人精神焕发的集体活动”。在人类学家眼中，热情的市井氛围，喧闹的人间烟火，正是汉语“热闹”一词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正是北京乃至中国其他城市区别于北美城市的精髓所在。
　　养生活动塑造了极具北京特色的城市风情，而这也正是简·雅各布斯倾心追求的市井生活，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机重叠的生活：走出家门，与陌生人一起“热闹”，无须刻意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之间的界限。如果说城市的本质精髓就在于活力、异质性与社会性，那么养生活动可谓将这一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正是依托城市的环境条件，乐于养生之道的北京人创造出了活力四射、多姿多彩、敦亲睦邻、活色生香的生命形态。”
　　养生活动看似只是关心私人生活的独善其身之举，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作为城市中的新型交往模式，作为看似私人却又社会参与感十足的社会活动，养生活动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看似匿名却能增强社会纽带的社会关系。无论表面看来如何相似，养生活动绝不同于集体主义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在养生者聚集的各个城市空间，我们再也找不到单位强制的健身锻炼，找不到刻意编排的文艺活动，人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养生活动。
　　为了参加一个志同道合的兴趣小组，大爷大妈甚至甘愿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离家甚远的地方。可见，养生已经塑造了更开放(无须受制于个人工作单位)、更匿名(无须受制于固定团体归属)的社交模式，这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开放式社会交往正是社会学家极力推崇的健康城市生活。搜索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