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早在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次年，国务院根据《决议》出台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将植树作为公民的法定义务确立下来，其中明确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公民不履行植树义务的，可提出批评教育、责令限期补栽或者给予经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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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办法》作为义务植树的统领性法规，属于上位法，它提出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细则，所以《实施办法》出台后，各地都据此制定了实施细则。仅从内容上看，黑龙江的《条例》作为下位法，是不违背《实施办法》的，但它为何依然引发如此质疑呢？这其实与包括《实施办法》在内的法律规章严重滞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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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办法》出台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实施办法》是面向那一特定时代的，其具体内容存在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比如那时候的人是“单位人”，公民履行植树义务往往由单位组织，国家通过监管各个单位来判断公民是否履行了义务，但现在人员流动性很强，很多人根本没有单位，怎样监管公民履行植树义务呢？更重要的是，30年以前城市开发程度较低，城市里可供植树的闲置土地较多，现在城市化加剧，城市向郊区外延不断扩张，市内绿化也由专业的园林部门操作，没有可供植树的闲置土地，使得公民无法履行植树义务。即使是到乡下植树也未必有合适的地方，何况成本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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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对不履行植树义务课以罚款，虽然合法但不合理。30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特定时代背景的义务植树法规，已经不能适应现实国情，不应成为现代地方立法的蓝本和参照。其实几年前，《全民义务植树条例》的立法工作就已提上议程，显然，相关立法进程要加快，要结合当下现实来对义务植树的义务范畴、敦促手段、管理方式等作出合乎时宜的评估与厘定，尽快让地方义务植树立法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