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之下，以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弱质化产业为代名词的中国农业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在高度现代化的国际农业巨头进攻面前，中国农村通过发挥一家一户主动性、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还会奏效吗？在5月25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农商高峰论坛上，来自政府、行业、企业的多位代表就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之路进行了探讨。
　　“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型，其中非常重要的转型就是由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由数量和扩张式的增长方式，向内涵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指出。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农业在转型过程中还面临着农业的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农业环境问题也非常突出、农业生态系统退化非常严重等诸多挑战。钱克明透露，当前我国每年农业生产大概消耗1亿吨的化肥，相当于每5斤粮食要用1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1倍左右，化肥使用效率比国际低了大概50%.另外，我国每年要用130万吨农药，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这导致土壤的残留物超标，包括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教授则表示，有竞争力的农业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支柱，而要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其基本途径包括：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提高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加快城镇化步伐，提高城镇化质量；增强耕地保护效力，提高耕地品质；改变农业技术模式，大力发展雨润农业；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提升我国农业产业组织效率；调整财政支农方式，提高支农效率。
　　另外，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农业不仅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有着一定的差距，与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在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主旋律的背景之下，我国未来的现代农业又该如何定位？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认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定位应该是中国的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也应该是什么水平，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占到了世界整个工业增加值的1%，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品制造大国，那么农业也应该因此而定位。”
　　张红宇表示，要实现这种定位，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这种体制机制创新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即土地制度的创新，推进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经营制度的创新，扶持合作社的发展、家庭农场的发展、种粮大户的发展；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培养新型的职业化的农民；农村金融保险制度的改革，在金融方面进行机构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