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得还是老家那边的媳妇。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小孩，前两个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原本大儿子和小儿子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读到读初中时，妻子带着小孩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这边读高中，也就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虽然他有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最开始房价便宜的时候，钱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也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因为超生问题，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购买房子，子女要受教育，老婆只能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乡，一家人分居两地，对于上海他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回到家乡后，已经不习惯那个地方，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家乡人的素质也不如这边高，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作为农民进城，家庭的整个奋斗历程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深深的嵌入在一起。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只有他们才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投资股票和农业，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逐级跳跃，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于他们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有在哪个地方能够稳稳的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不敬老的家庭结构下老人怎么办？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一次在田间看到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因为要问路，就站在那里寒暄了几句。却不曾想到，原本是几句简单的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庭曲折而复杂的故事。她不停地感慨，“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庆嫂今年五十多岁，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和开出租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她头发几乎斑白，偶尔才可以看到几丝黑发在风中颤栗。阿庆嫂是从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很能吃苦。丈夫是个老实人，但不够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闲暇之余，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
　　儿子今年三十有余，离过一次婚。和现在的媳妇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但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只有实在找不到事情做得时候，才会去找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说起自己作婆婆的命运，阿庆嫂时而紧蹙眉头苦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媳妇太懒，情到伤心处，老泪纵横，别有一番酸楚。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亲戚介绍的。她觉得自己是山区人，很能吃苦，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阿庆嫂发现儿子与第一任媳妇相处并不愉快，家里时不时地会因为夫妻俩起争执而闹得鸡飞狗跳。儿子的秉性，阿庆嫂自然是熟知的，偶尔有倔脾气，但人还是很实在、温和的。而女方的脾气就有些怪异。直到后来的一次回娘家探亲，她才得知女方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但是等父亲再娶媳妇之后，就不再管她了。女方常常被寄养在别人家里，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流浪儿”，而当时她才不过十岁。几年寄人篱下的日子悄然若逝，也让女方体会到人情的冷暖，没过几年她就跟着的同村的姐妹去了广州打工。
　　二十岁从广州过年回家的时候，女方才经村里人介绍和阿庆嫂的儿子相识。起初，阿庆嫂的儿子对女方不是很满意，感到她的性格有点放浪。但是，阿庆嫂考虑到自己的儿子非常老实，年纪也不小了，找个媳妇不容易，就算女方性格再不好，时间、家庭氛围也可以改变一个人，因此就硬逼着儿子与她结了婚。婚后，女方的各种坏习惯全都暴露了出来，懒怠、不干活，还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一回到家，就会被媳妇“大扫荡”，甚至连“烟钱”也不给留。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还会引起媳妇的不满，甚至满口脏话道：“还是个男人吗，挣这点钱，连家都养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