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泉林那样的农民并非个案，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就有四个种田大户。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内的年轻劳动力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而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内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之所以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庄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庄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在大城市的他们：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要到上海的农村去调研半个月。说来有意思，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于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繁华，总让人觉得即便是那里的农村也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吧。但是当真正到了那里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败的乡村。不过与中西部那些破败的农村不同的是，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城市化进程，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然而更加与中西部农村不同的是，上海破败的农村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要到北上广深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上海郊区的农村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的公路旁，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这边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与“农民工”这一词相对的产生了“农民农”的概念。他们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抑或种菜，或居住于破败的农村，或居住于田间地头的窝棚，勤勤恳恳的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回到故乡。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中一个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失败的家庭。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年轻时在西安一个大学读完书之后，1994年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三十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到头地忙，没有雇工，每亩地有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闵行梅陇镇的一个村，在那里又租二十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开了煤球厂，专门供应给小摊小贩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十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也积攒了二三百万，又借了一百多万，向村里租了十五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七千多平米，每平米造价500多元。他们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十五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李新雨一家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建仓库时手续不健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按照违章建筑来赔偿，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七百多万赔偿款。一家人分了赔偿款之后，父母就回了老家养老，只剩下他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李新雨拿着自己的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租了200多㎡的办公场所，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他还投资了一部分钱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损失了两百多万，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在两万多。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在那边买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万。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开始找一个地方种菜。
　　尽管在上海已经打拼了二十多年，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处于农民阶层。和同时出来打拼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最为成功的。但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觉得“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