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夹缝中，农民的城市化也在自动自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就是发生在人口高度密集、生活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的自动自发的城市化。那么这个轨道的城市化有哪些特征呢？ 

农民的城市化之所以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外地人口为了谋求肥农就业和更高的收入机会，流向城市。另一方面，面对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居住需求上升，划入城市圈的城乡结合部原住农民以剩余土地（包括宅基地、原集体经营性用地和公益性用地）“种房”出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

农民的城市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大多数土地被征收后的原住农民，利用“剩余土地”——集体经营性用地、公益性用地和农民宅基地，盖房出租或将土地非法转让或转租给外地人或企业使用，形成独立于政府土地和住房市场之外的法外集体土地和房屋租赁“灰市场”。北京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1673个村（社区），保留的农民集体自用土地有300多万亩（见图6.5）。

深圳市现有建设用地面积917. 77平方公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占用约39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95平方公里为合法用地。广州市“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用地494.1平方公里，其中356.7平方公里属于集体建设用地， 占“三旧”用地总量的72. 2%。

据广州市对实行旧村改造的6个“城中村”统计，6个村村域总面积2102659平方米，宅基地面积632950.6平方米，经济发展用地106062平方米。

第二，城乡结合部区域是流动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区域。由于这些区域房屋租金低廉，所以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聚集区。北京市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来流动人口规模仅20万左右，到2007年末，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达420 万，比30年前净增400万，占人口增量的52 010。目前，北京市流动人口超过700万，且以每年约4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城乡结合部地区栖居的流动人口占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2. 63%。

第三，城乡结合部区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村集体组织自行提供。 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不同，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由于没有纳入城市市政设施体系，只能由农民集体组织自行提供；此外，这些“城中村”的人口、 环境治理和治安维护等公共服务也没有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只能由村集体组织自行提供。因此，大多数“城中村”为了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处于超负荷运转。

城乡结合部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也解决了城市对不同层次产业工人、服务业者的需要。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

一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大多数村庄都存在严重的人口倒挂，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比为1：1.2；流动人口万人以上的街道乡镇共有70个，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社区（村）有667个。据广州市2010年启动的44平方公里9个城中村①“三旧”改造统计，在这9个“城中村”中，户籍人口为42618人，外来人口达67209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为8:5。

二是违法违规建设严重，城市化成本上升。农民为获得更多补偿，一般采取多增加地上附着物的办法，导致征地拆迁前的乱搭乱建、抢栽抢种现象非常严重。海南省陵水县黎安镇1993年征地时曾出现一晚上死1000人、多出1000 个坟墓的离奇事件，仅此一项就多出拆迁成本400万元。三亚海棠湾项目实施中，当地政府专门成立治理抢建抢种领导小组，进行全面清查处置，但实际情况仍然是边拆、边建，边扒、边种，造成政府征地的行政成本和财务成本大大增加，有些地块的征地拆迁补偿给抢种金额达到30万元以上／亩，高出土地补偿款的10倍。三亚月川居委会在短短几年内抢建的违章建筑达到355栋、15 万平方米。按当前当地平均2200元／平方米的拆迁成本估算，该村因违章建筑增加的拆迁成本不下于3亿元。单宗房屋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有19宗， 6层及以上的有18宗，最高的楼房建有8层。拥有两宗以上的有8户。

据广州市实施改造的6个“城中村”统计，6村共盖各类建筑1486503平方米，其中有证的建筑为1284373平方米，无证的建筑有20213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