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草生产能力是草地退化的最敏感的指标，轻度退化就可以明显感知，随着牧草产量下降程度的增加，草地退化的程度相应加深。

由于草地退化，牧草高度降低，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变成“老鼠跑过现脊梁”，牧草产量急剧减少。目前，新疆天然草地的产草量比20世纪60年代下降了30%～60%。例如，天山山区著名的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的草地，植被覆盖率由40年前的89.4%下降到目前的30%～50%，鲜草产量由1 470kg/hm²下降到600kg/hm²。

青海省草原由于草地退化，20世纪90年代末同80年代相比，草地产草量下降了10%～40%，局部地区达到50%～90%。20世纪60 年代中国科学院曾对内蒙古、宁夏进行综合考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做测产样地115个，草地产草量平均为2 745kg/hm²。20年后国家科委、农委下达重点牧区资源调查，在锡林郭勒盟共做测产样方19 701个，牧草高度降低40. 3%～76. 7%，盖度降低35%～85%， 草地平均产量下降到1 700kg/hm²。内蒙古西苏尼特的赛汗塔拉一 带的小针茅草地曾经是一片良好的放牧场，从1959年到1976年，不到30年的时间，覆盖度由15%～20%下降到10%以下，产草量下降了40%～60%。

草地退化的范围很广，导致退化的原因也很不相同，因此制订统一的退化指标体系很困难。就天然草地放牧（割草）系统的退化，其退化指标是对草食家畜利用而言的。在这样的限定下，草地退化指标至少可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衡量。

第一，能量。草地放牧系统是一个太阳能固定与转化系统，太阳能利用率以及在系统内的转化效率应是衡量系统状态的最重要的指标。在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中，太阳能利用率是很不相同的，就我国天然草地而言，从林缘草甸到荒漠草原，其太阳能利用率为1.3～ 0. 07。因此，衡量其是否退化应与各类型的原生状态比较。一般情况下，草群生产力随退化程度的增强而递减，但有时不可食的杂草或毒草会随退化程度递增，所以从生产力角度衡量，应以可食牧草产量为标准来评估退化程度，并与同一类型的原始状态比较。

第二，质量。草地质量在这里指的是营养成分与适口性的高低，一般可由种类组成来衡量，因为大部分草地植物的营养成分是已知的。在我国北方草原中，绝大部分优势种具较高的营养价值与适口性，正因如此，在放牧利用时它们首先被采食，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优势种与适口性好的植物种逐渐减少，而适口性差、营养价值较低的一些杂类草则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甚至可代替原来的优势种。在此意义上，以现有群落的种类组成与顶极群落种类组成的距离来衡量草地退化程度，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第三，环境。在强度放牧影响下，草原地被物消失，土壤表层裸露、反射率增高、潜热交换份额降低，土表硬度与土壤容重明显增加、毛细管持水量降低，风蚀与风积过程或水蚀过程增强，小环境变劣，进而土壤质地变粗、硬度加大、有机质减少、肥力下降，土壤向贫瘠化方向发展，草地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中的作用降低。

第四，草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食物链。一个顶极草地生态系统，其结构是较为复杂的，食物链也比较长，从生产者到草食动物、 第一级肉食动物、第二级肉食动物齐全，但在退化草地上，其食物链缩短、结构简化。

第五，草地自我恢复功能。自我恢复功能是草地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在过牧影响下，草地自我恢复功能逐渐降低， 直至完全丧失。根据草地退化的程度，一般分为4级，即未退化、 轻度退化、中度退化、重度退化。

上述各级退化草地，常可采用指示植物鉴别。在我国北方草甸草原及典型草原上，原始类型的建群种有羊草、贝加尔针茅、大针茅、长芒草等，并伴生一些较为中生的优良牧草如无芒雀麦、野豌豆、黄花苜蓿等。当放牧强度增加、草地开始退化时， 这些植物逐渐减少，至重度退化阶段，这些种大部分消失。与此同时，原生群落的一些伴生成分，如糙隐子草、冷蒿、百里香、麻花头、狗娃花、 星毛委陵菜等则随放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甚至代替原来的优势植物而成为建群种。以小针茅为建群种的荒漠草原，当放牧强度增加、草原开始退化时，无芒隐子草、银灰旋花、栉叶蒿、 骆驼蓬逐渐增加，最后取代小针茅而成为优势种。但在不同自然地带和不同群落类型中，退化指示植物是不同的，只有在充分了解各草地类型演替规律的基础上，才可利用指示种来断定草地退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