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王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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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猪业迅速从副业生产向商品化过渡，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1978～1988年，我国猪肉年产量从1001万吨增长到2018万吨，实现了第一次产量翻番；1988～1996年，猪肉年产量从2018万吨增长到4057万吨，实现了第二次产量翻番。尽管在1998-1999年间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养猪生产一度下滑，但进入新世纪后又呈现恢复的局面，2000年猪肉产量达4036万吨，2002年增长到4300万吨，年增长率达6.3%。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畜牧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养猪生产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实施“产业化经营”、“安全无公害生产”和“品牌战略”已成为发展“质量、效益”型养猪的必由之路。
　　猪种是养猪生产的物质基础。在影响养猪生产效益的诸多因素中，猪种性能起主导作用，只有性能优良的猪种，才能在同样饲养条件下，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效益。我国有瘦肉型种猪场超过200个，每年还从国外引进相当数量的种猪，种猪群体规模当属世界最大。但由于猪育种工作总体上不到位，繁育体系不完善，导致种猪性能退化明显，良种基因资源没有充分利用，严重制约我国生猪生产水平和效益，和世界养猪第一大国的位置极不相称。
　　目前，全国大部分区域出栏猪中杂优猪比例仅约占50%。商品猪出栏率在1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在160%以上。平均每头存栏猪提供猪肉重量，欧盟和美国都在144公斤，日本为130公斤，韩国为140公斤，而我国是99公斤，仅比东欧87公斤和俄国92公斤略多。我国出栏猪平均瘦肉率只有50%多，而养猪先进的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国际市场上，我国生猪存栏和猪肉产量皆占世界总量的50%，但猪肉出口数量只占世界猪肉出口总量的3%，出口猪肉价格比美国出口猪肉低30%左右。因此，为了实现我国养猪业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必须切实推进我国猪育种工作，提高猪种质量。
　　二、我国猪育种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我国猪育种中存在的关键问题是缺乏有效的育种组织。在养猪发达国家，猪育种组织主要包括育种者协会及育种企业。育种者协会由个体育种场联合成立、得到政府的认证。协会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育种目标的修订、种猪的登录、提供技术咨询、及组织种猪的销售工作。育种者协会为非商业性组织，其经费来源主要靠会员资助和会费。当政府需要通过育种者协会实施某些项目时，也提供一部分财政资助。育种者协会定期组织种猪拍卖，在拍卖会上要对公猪按育种法规进行国家鉴定和发证工作。在育种群和生产群中只允许使用经国家鉴定并发证的公猪。除了组织拍卖会，育种者协会还组织舍内销售。在育种企业出现以前，猪育种工作是由政府组织通过育种者协会来进行的。
　　育种企业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猪杂交繁育体系的推广而产生的商业性育种组织，是由一个大型种猪场与一些合同协议猪场组成共同实施一项杂交繁育方案的联合体。育种企业主要包括育种部门、兽医防疫部门、销售与咨询部门、经营管理部门组成。其中育种部门负责进行基础育种群的育种工作，发展新的品系，筛选新的杂交组合。由于育种企业一般存在着一个从基础群到种猪扩繁再到商品场的垂直一体化结构，因此各层次之间可以根据销售计划相互签定购销合同，这样前一层次就有义务为后一层次按量、按质、按时提供种猪，实现定产定销。目前，国内有影响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主要有PIC、斯格等跨国企业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其原种场都在国外，国内部分只承担扩繁的任务。当然，这也可以促进养猪的发展。我国集约化养鸡生产近20年的快速发展，在品种上主要是依靠国外育种企业的产品在中国的大量扩繁推广。
　　明显的，我国的多数种猪选育场目前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全国有瘦肉型种猪场200余个，但存栏种猪500头以上的种猪场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数选育场为了提高种猪销售量，都饲养多个品种的种猪，因此单位种猪场单个品种的育种群规模都比较小。多年来，在传统的闭锁核心群育种思想指导下，每个猪场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极少交流，导致我国猪育种总体上呈现没有组织、育种场之间互相独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多数种猪场即没有能力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又感觉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开展种猪选育工作而不愿联合，深怕联合以后产品优势受到威胁。由于各种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但都局限在技术讲座和交流；各地兴建的种猪测定站也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