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店老板介绍，当地兽药店从接触到的大部分药厂进货时，药厂几乎从来不给开具发票和收据，连钱都不是直接打给药厂，都是由物流代收。药店卖药给顾客，也拒绝开具收据或者发票。

　　这样，一旦下游的养殖户出事，便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买药的渠道，这给兽药店、兽药厂形成了“防火墙”.对假兽药生产企业来说，这道防火墙是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本文开头提及的老张，维权时会首先遇到这道关。

　　次日，本报记者与乔松举来到盐城市区，准备继续购买一些假药留作证据。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连续去了六七家药店，均发现里面的药架一半都是空的，而且全是正规药品，找不到假药。跟店老板攀谈时，店老板非常警惕，反复问本报记者的身份。于是本报记者意识到，行动已经暴露了。

　　事后，一经销商告诉本报记者，药店销售体系“圈子”其实很小，网络非常灵通，有任何消息都会相互告知，以防备“意外情况”.后来在扬州的一次暗访中，本报记者再一次体验到了这种情况。

　　生产乱象：戏剧性的第二幕

　　5月5日，本报记者陪同成都一家着名的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来到江苏扬州某着名动物医院门前。该动物医院曾经被江苏省农委授予“2010年江苏省放心兽药示范单位”称号。

　　数日前，该公司惊讶地获知，该动物医院以及江苏许多药店正在销售他们公司生产的一种药品，但该公司其实只拿到了农业部的药品批文，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生产，更没有过任何销售。5月2日，一位业内人士曾专门在这里买了几瓶以留作证据。此外，他们还获知，在东北也有该药品在销售。

　　这也意味着，制造假兽药的“李鬼”行动比只拿到批文的“李逵”还快，而且能进入江苏省最有名、最正规的动物医院之一进行销售。

　　“从药品制造的水平和销售渠道的成熟度来判断，造假者能耐很大，肯定是兽药行业内非常资深的人士，或者相当有实力的企业。”该公司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

　　该药零售价格每瓶75元，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其生产成本应该不超过5元，十几倍的暴利，令人咋舌。

　　本报记者随即陪同制药公司人士进入上述动物医院买药。可能是因为带着眼镜，并不像养鹅场的主顾，开药的医师一边开药，一边满腹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你们从哪里来啊？”“搞科研的吗？”“养殖场地址在哪？”等很多问题。勉强应对过关后，药师从电脑里调出该药的记录，打印出药方，便让去交钱。

　　5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报记者与成都制药公司人士交款完毕，到药房领药，却忽然被告知：“我们没有这个药，从来没卖过。”

　　此后，二人无奈离开，与几位其他业内人士沿路边走边说。此时，本报记者注意到有一戴墨镜男子骑着电动车，忽远忽近地跟随着。一旦觉察被注意到之后，该男子便立即掉头，沿马路逆行往回走。本报记者立即“反跟踪”,最后看到该男子拐进了前述动物医院。

　　“可见他们有多警惕。”同行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笑道。

　　接下来的几天，意料之中的情况发生了。就像前文曾经描述过的那样，很多药店闻风警觉。成都前来打假的企业，最终无功而返。

　　造假容易监管难

　　对于兽药造假，江苏省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常见的造假者是地下工厂、非法窝点，比较隐蔽，难以根除。

　　盐城动物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及，盐城一年对假兽药的执法行动有上百起。盐城其实是对市场监管比较严格的地区，而假药屡禁不绝的原因主要是利益驱动，假药利润巨大。有的是“纯假药”,连牌子都不冒用，什么正规的东西都没有，这种比较少。多数还是正式存在的工厂生产的不合格药品。

　　实际上，上述成都制药企业对造假者实力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本报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地下窝点在造假，很多上规模的大厂，也参与了造假，且造假方式花样繁多，举不胜举。

　　如上文所述，兽药造假形式之一是夸大主治范围。此外，更严重的是冒用文号。例如冒用化学制药文号私自生产生物制药--相比于化学制药，生物制药对生产条件要求更高，批文更难获得。

　　例如本报记者跟乔松举在盐城大南庄买的药品中，有一瓶“鹅瘟速治”,标识为“江西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功能主治”栏目称，“本品主要针对小鹅瘟、鹅副粘两种病毒性疾病有特效。” 主要成分显示为“替米考星，精制卵黄抗体”,批准文号为兽药字（2007）140422192.乔松举指出，凡含有卵黄抗体的，皆是生物制药，文号应该是“兽药生字”,而非“兽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