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党和政府为发扬光大中医药，发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早在新中国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同时发展”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今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10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谈到关注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时强调指出，要“坚持中西医药并重”的方向。
　　然而，对于保护还是遗弃中医药文化遗产这个重大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不久前，中南大学一教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称要“告别中医中药”，遗弃这块中华瑰宝。这种情况表明，我国有关部门急需加强宣传、科普，为中医药学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人们能够正确认识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医药来源于实践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原始群”时代，我国的先辈们为了同疾病作斗争，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认识哪些植物可以治病，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进入氏族公社以后，狩猎和捕鱼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来源，人们又认识了一些动物药。到了氏族公社后期，原始农业有了较大发展。人类定居下来后，在栽培植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农作物和周围植物进行长期细致的观察和尝试，认识了更多的植物药。古人所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药食同源”就是对中医药早期产生过程的概括。夏代酒的出现和商代汤液的发明，推动了中药的应用。到了周代，出现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记载药物研究的早期文献，中医药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秦汉时期，产生了药物学专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初步建立。东汉末年的著名医药学家华佗，创制了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两晋、南北朝出现成药和总结药材加工炮制技术的专著，构成中药的三大部分（药材、饮片和成药）已具雏形。唐、宋、元时期，国家组织编订了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向全国颁行。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不断丰富，产生了《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专著，使中医药学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医药理论有自身特点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中西医虽然研究对象相同———都是把人类健康和疾病作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在科学范畴上大相径庭。中医与属于自然科学的西医不同，并非纯粹的自然科学。中医以人文哲学、宇宙观、生命观为基础，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中药有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复方配伍、加工炮制等特点。中医药是既包涵有社会科学，又包涵有自然科学的双重内容的、独特的一门学科。
　　中西医在研究方法上也不相同。西医是用解剖学的方法，研究人体的结构与功能，涉及解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体心理学、遗传学、免疫学等学科。中医主要研究人体的广泛联系，即脏腑与四时五气、五脏与五味、七情与健康、疾病与针灸、人体的升降出入运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研究如何使生理机能、生命物质保持适中、和谐、通畅。
　　中西医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截然不同。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将整个世界（包括人自身在内）作为一种外在的对象进行研究，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相互对立（即主体和客体呈二元性）。在认识过程中，对对象进行分解、定义，形成概念，进而应用逻辑性推理形成理论体系。中医的思维方式是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即对事物的看法从未将人与自然万物分离开来，认为天地与我同心，万物与我并生，天人合一，主体与客体呈同一性。这两种思维方式在推动中西医各自发展过程中，是前进路上的两条跑道，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各走自己的路。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无论是对象性思维方式，还是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类文明的硕果，同属科学的范畴。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