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下发和预告即将出台的政策文件来看，国家锁定了“拯救”种业的主体——企业，不是科研院所办的企业，而是“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可以是国企央企，也可以是民企私企性质。这轮种业改革路线已明朗：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商业化育种、种子销售推广与服务交给企业。马淑萍认为，“从传统种业到现代种业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步我们正在推动。”

    2010年9月，农业部启动专项工作小组调研起草种业改革纲领性文件，<?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11 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顺势出台，随之配合落实《意见》的种子管理局成立，配套政策正在陆续出台。尽管大中型种企、投资分析机构、研究学者都对新政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不同声音依然存在。

    “改革方向走得太偏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我国未来种业的发展重心不能寄托在目前市场份额还不到10%的商业化公司身上，“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却是，一个好的作物品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光靠钱是堆不起来的。如果这些公司二十年之后不幸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那我国的粮食安全怎么办？”

     对如何与外资巨型种子公司相抗衡的问题，郑风田给出答案，“公益型育种机构+国家高投入=低价良种供农民”。他分析，中国有特殊国情，小农、低粮价，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模式， 不能片面去模仿欧美模式。大型种子“航空母舰”是需要高利润去支撑的， 目前我国低粮价战略决定了难向农民收高种子费。如果只是扶持几个种子公司，那么到时候获益的就是少数种子公司，对农民、对科学家都不利。同时， “大量的种子科研补贴该补给谁？会富了谁？”

 有业内人士认为，新政的出台是国内前十大种企游说“逼宫”的结果。政策动了科研院所的奶酪，也激起了科研界不少人士不满。10月23日，一场由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组织，只允许受邀请的企业、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参加的“科企合作”圆桌会议在青岛召开，一位参会专家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有很多抵触情绪，好像政策实行以后不让大家搞育种了。”但愿意公开表态的专家并不多，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接受媒体采访认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期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他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了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然而，多次参与农业部门座谈会的原隆平高科刘石表示，按照中国种子企业目前的状况和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并不代表中国未来的种业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恰恰是中国种业改革的原因。面对外资企业的进入，我们也必须以企业竞争，而不靠是研究院所和大学来竞争。”

张世煌直接批驳郑教授的观点只是概念性的反对，缺乏调查研究，“他认为‘我国育种有一个很好的分工体制’，可恰恰就是这个分工体制出了大毛病，而且二十多年了都没有矫正过来。”

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其实很明显，种业界对新政“拥护”者远远多于反对者，而且掌握种业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无不支持。但他们也隐约担忧，具体配套措施还未全部出台，各地实施是否会走样，新政落地效果能否达到预期难以估计。可就目前情况来看，种业风暴至少不会顷刻到来，改革注定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