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农办农[2010]22 号)， 经过三轮征求意见已经基本定稿。“种业新政”重新界定种子企业准入门槛，简单地说，就是注册资金1 亿元以上的种子公司归农业部审批，注册资金3000 万元以上的种子公司归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种业新政”在中国种业上上下下引发了激烈的震荡。
　　准入门槛“快刀斩乱麻”
　　2000 年《种子法》实施，改变了国有种子公司一统市场的局面。当时农业部出台文件，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公司归农业部审批， 注册资金500 万元的公司归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当时估计，如果严格按注册规定， 县级公司能保存下来的不会多于1/3， 但几乎所有的县级国有种子公司都给注册了500 万元资质。
　　随着种子市场开放， 各路资本进入种业，民营种业公司、股份制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纷纷自立门户，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 全国出现了8700 多家注册500 万元以上的公司， 这就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如果严格执行“两证”管理制度，严格规范种业经营区域， 多数中小企业只能限制在一个地区、一个省经营，实际上有的公司拿着一个地市县的经营许可就跑遍周边地市、全省乃至全国。
　　“种业新政” 设置了1 亿元、3000 万元和500 万元（生产经营非“两杂”主要农作物种子）三道准入门槛， 凸显了对大型种子企业的支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中国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分散的种植结构， 注定小企业很难通过市场选择被淘汰，要想实现行业集中，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制手段———直接提高准入门槛， 让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被收编”或“自行消亡”。业界人士质疑，目前几家所谓大型种子企业，营销的玉米、水稻种子仅占市场的30%～40%， 而60%～70%的市场集中在中小企业手里。
　　在相当长的时期， 中国种业是在开放市场与垄断经营相互交织的环境里“碎步” 前行， 今天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行政管理、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政府部门的职责应该是制定政策、推进法治、监督市场， 但以计划经济的思路， 对市场进行干预、搞统一招标、垄断供种等做法， 不但扰乱了市场， 抑制了种业发展， 还让部分被淘汰的县级公司起死回生， 造成缺失公平竞争的环境。
　　种业洗牌几家欢乐几家愁笔者认为，以资本量设槛“一刀切”的做法有欠公平，尤其将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化中小企业淘汰出局不妥。
　　一类是资产较雄厚的公司。比如上市公司，老板认同而且叫好，甚至认为门槛再高一点也无妨，这样就大大地削减了竞争对手，有利于扩大市场份额。有几家大型公司已行动起来，探索资本联合、兼并、收购的可能性。
　　二类是中小型公司。有品种，有研发，育繁推一体化，凭借其良好的地缘、人缘优势，控制了一定的市场。面对新政，愁缺少现金支持，试图注册3000 万元公司实在力不从心。
　　三类是有品种营销权的公司。规模不大，品种二流，资金不多，收入稳定。对新政高门槛望而却步， 拟通过4～5 家公司联合的形式，拼凑一个3000 万资质的公司， 先进入门槛再见机行事。注意，这里说的是联合，不是整合。
　　四类是某些小型公司。有营销地盘，有地域优势，刚买了品种，突然间听到年底将取消生产许可证的消息， 老板埋怨管理部门不调查研究， 以行政命令干预市场竞争，瞬间可能就倾家荡产了。
　　五类是以非正常手段获得注册的“皮包公司”，将随新政实施而自行消失。
　　按照新政规定，全国8700 多家注册500 万以上的种子公司，能够进入3000 万元资质的估计就在百家左右。如果再严格执行“必须销售自育品种” 的规定，恐怕合格公司就寥寥无几了。
　　一位种业老板说， 把企业看作自家的孩子，准许孩子出生，却不让其成长，这是什么道理？中国种业还没有经历          “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发展阶段，许多中小企业直接被“一刀切”淘汰，这不符合市场规律。种业整合靠的是完善健康的法制环境， 像这样涉及几万种业人员生存、几亿农民粮食安全的大事，应该慎之又慎。
　　新政未触及深层次问题“种业新政”可能改变种业格局，“快速”规范市场。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种业新政” 未能触及种业深层次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