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在我国农机化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一是“中央1号文件”决定对农民购买和更新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二是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正式实施。从此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很强的指向性和精准性，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农业部农机化司原司长宗锦耀说，“从2004年起，累计投入的1200亿元国家财政补贴，带动农民投入2000多亿元，农民购机、用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以确保；农机工业走出多年徘徊局面，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农机制造大国。”

以购机补贴为重点，国家对农机扶持政策趋于系统和完善。2010年《国务院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机化促进政策框架。国家和地方，先后实施了农业机械化推进工程、保护性耕作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开展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关键环节农机作业补贴试点，探索了农机抵押贷款、政策性农机保险、免费安全检验、农机库棚占地按农用地管理等惠农措施，有效调动了农民购机用机积极性。

“是农机补贴政策让我终于等到了农机化发展的春天，让我深埋在内心的农机情感又一次得到释放，特别是两台大型玉米收割机运到合作社的时候，我激动得一夜没睡好，半夜起来抚摸机械，泪如雨下。”辽宁昌图县平安保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全国劳动模范范甲柱这样表达感激之情。

范甲柱是1974年就步入农机行业的“老兵”，70年代曾创下了“全国先进农机站”的辉煌，也体验过农机站解体后的苦痛。2007年，农机补贴在昌图扩大范围，沉寂多年的他再次出山，联合17名驾驶员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自筹资金106万元，利用中央、省级补贴的75万元，昌图县政府补贴的54万元，购置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两台，以及拖拉机、联合整地机、播种机、青储等71台（套），涵盖耕、种、收各个环节，当年社员平均工资加上分红达到3万元。

农机补贴带来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农机化促进法的影响则无形而深远。

农机化促进法也是对中国农民创造性实践的一个确认，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2007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张宝文，将中国特色的农机化道路的主要特征总结提炼为“农民自主、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社会化服务、共同利用、提高效益”，这6个方面都能在农机化促进法中找到相关的条款对应。

曾参与农机化促进法前期调研的农业部农机鉴定总站站长刘敏介绍，法律出台前认识并不统一。有的同志认为，中国人多地少，有了农机，农民去哪？会不会影响稳定？有的同志认为按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来讲，政府应该无为，政府不要去管，让农机化自然发展就好了，不需要去促进，促进是“找米下锅”……法律的出台意味着又一次冲破思想的枷锁。

农业部农机推广总站站长刘宪说：“实现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促进的，要不要解放农民，法律体现了一种价值观，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促进法将国家扶持农机化的政策措施，如对农民给予购机补贴、支持农机化技术示范推广、强化农机质量和安全管理、支持农机科技创新等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农机化发展创造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坚定了我们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向。”

“我们闯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国家又适时出台法律和支持政策，农民、政府、市场、企业各方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地汇聚在一起，为农机化发展构建了强大而不竭的动力。”农机化促进法起草小组成员、77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白人朴，对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四个阶段作出这样的解答。

政策引导与强化政府作用，不仅仅体现于财政措施，往往还体现在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上。针对长期以来千差万别的农艺制度，对农业机械化应用的限制，以及农机农艺脱节、农业生产缺乏标准化的种植模式等问题，农业部组织科研人员专门攻关，制定对策。比如说玉米种植，在一个省就有30多种行距模式，不仅不利于机械化，有些模式的种植效果也值得怀疑。

2010年，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的意见》，农机化司与计划、财务、科教、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相关司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械化发展工作方案》，强化了农业部内部司局间的分工协作工作机制。在科研方面，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发受到重视，在主要作物产业技术体系中，都设置了农机岗位专家；在推广方面，发布了各个主要作物的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在全国设立了水稻、玉米、油菜、棉花、甘蔗、薯类6大作物54个农机农艺技术融合示范区，组织引导农民统一作物品种、播期、行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