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

三、新中国建立前革命者和仁人志士对农业机械化的早期探索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敲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也使坚决主张禁烟的林则徐成了中国“开眼望世界”的第一人。从那时起，在如何对待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先进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在进行不懈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到“师夷之长以制夷”，至晚清一直没有停止。直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出现，这种探索才上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世纪末叶起，就有了在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探索，到新中国建立前的50多年间，出现了以下几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探索

作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提出了全方位的构想，其中也涉及到了有关农业机械化的问题。有学者研究后指出：自1894年至1919年，25年之间，孙中山先生立志社会改革，始终梦想进行类似欧美一样的工业革命，以机器改造社会。他的探索分为3个阶段：

1. 成于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孙中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此文分为“人才”、“地利”、“物用”、“货流”诸篇。在“地利”篇中，他提出“地尽其利”、振兴农业的三要素：加强农业行政管理、兴办农业科技教育、重视发展农业机械化。在谈到使用农业机械时他指出：“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故农官有政则百姓勤、务农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上述话语可谓对农业机械理解精深，首先，强调了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其次，论述了农业机械与人畜力劳作相比巨大的优越性如“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再次，指出了农业机械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矣”；第四，吁请清政府引进农业机械进行仿制。孙中山100多年前提出的观点，对今天的农机化工作仍然有借鉴作用。

2. 1905—1907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问题的论战。

当时报刊是论战的主战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民报》上刊登了胡汉民执笔的革命派两篇代表作——1906年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和1907年《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第十四号（社会主义论）》，而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发表了代表作《社会主义论》。

围绕《〈民报〉之六大主义》之一的“土地国有，使地主强权绝迹”，改良派指责革命派反对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称只有在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下，农业才能使用机器和其他现代生产技术，革命派要在农业中“防止”大资本，就是要使“农业上种种进步的器械，与夫集约经营之新方法，将永不得运用于我国，而惟抱持此千年陈腐之旧农术以自安”。

革命派的《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洋洋数万言，由孙中山口述要点，对梁文逐条批判，在驳斥改良派关于土地国有将使大农场得不到耕地、“无异国家禁用机器”的指责时指出：国家对出租土地的面积，将采取“依其业，异其标准“的办法，“如用机者，得租可以用机之地，更耕者得租可躬耕之地，则各得如其分。”

这场论战中，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把农业机械的运用发展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同时也都非常关注、强调农业机械化和集约经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当时沉寂的社会氛围下，使更多的国人知道了农业机械。

3. 在1917—1919年间完成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将“农业机械化”列入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方略》“第五计划”之“粮食工业”中，在论及食物的生产时，他提出了“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此同面积之土地，可使起出产更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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