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敝的农业带给新政权的压力的确不可小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农业同抗战前相比，各项主要指标都降到了最低点，粮食总产量仅为 11318万吨，相当于抗战前1936年水平的75.5%，人均占有粮食仅为209公斤，棉花、花生、油菜籽和黄红麻减少1/2到1/3不等，大牲畜和猪羊也大量减少，水产品减少2/3以上。这种状况引起人们的焦虑，同时，也对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形成了共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中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由于《共同纲领》清楚规定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实际上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为超过战前粮食生产水平”，“改良农具”被写入了临时宪法，既表明了它对新中国农业生产恢复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更体现了新政权对它寄予很高的期望值。

与此同时,建国初期频仍的自然灾害更给恢复农业生产造成压力，提高生产自救能力成为对各级人民政府的考验。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11次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说：“今年中国各地区都有异常严重的灾害。自春至秋，旱、冻、虫、风、雹、水、疫等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全国被淹耕地约1万万亩，减产粮食120万万市斤。灾民（包括轻重灾区人民在内）约4千万人。仅华东区被淹面积即达5千余万亩，其中毫无收成者二千余万亩，减产七千余万万斤，灾民一千六百万人。河北一省，被淹耕地即达3千万亩，灾民约一千万人，其他牲畜、房产、资财损失，不可计数。”……“据目前统计，全国无吃缺吃的尚有七、八百万人，这就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及人民团体的高度注意，认识到生产自救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农业生产自救中尽快整理农具，更多地使用各种农具。（参见《农村政策文件选编》（一）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编）

1953年出现了建国后第一次严重的粮食危机敲响了粮荒的警钟，发展粮食生产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资料表明：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得以完成，全国农业生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连年丰收，但全国人均拥有粮食量并不多。1952年我国每人每年只有288公斤粮食，而历来粮食紧缺的苏联同期平均每人每年达到650公斤。 1953年秋的粮食危机，主要表现为粮食严重短缺，国家直接掌握的粮食急剧减少，粮食供求矛盾尖锐。据粮食部1953年6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和该部负责人稍后向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介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2735万吨，比上年增长8.9%；支出2935万吨，比上年增长31.6%，收支相抵，赤字200万吨。6月30日的粮食库存将由上年同期的725万吨减为525万吨。造成1953年粮食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二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自身对粮食的消费量也与日俱增。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185公斤，1953年增加到220公斤。同时，从农民消费粮食的结构上看，也在发生由粗到精的变化。薄一波曾在1953年对华北农村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样，农村自给性消耗增多，公粮和商品粮所占比例自然相应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量的28.2%，1952—1953年度这一比重下降到25 .7%.

这种状况直接危及到新政权的安全，必然引起高度重视，1953年12月17日政务院第198次政务会议发出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开展冬季农业生产工作的指示》明确强调：要帮助农民增置和修补农具，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应根据各地的生产条件和当地群众的需要，并与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相结合，积极稳步地推广新式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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