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基础薄弱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党和国家领导层是有着清醒认识的。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

这种状况在1950年代上半期基本没有改变。1953年9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中说：“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这个讲话的主旨是希望尽快改变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状，力争15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50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当中最高领导层对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包括拖拉机制造业落后状况的忧虑溢于言表。

其次，农具落后，严重拖了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后腿。

1951年，新中国成立已经2年，出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迫切需要，农具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共和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在这年召开的“全国农具工作会议”上，分析了农具状况的严重性，他说：“中国人民的财富，十之八九依靠着农业，而农具又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一直被落后的生产工具束缚着，在很多偏僻地方尚在使用着极其落后的农具，如西北甘谷驿一带，还有用二人抬杠，代替农具进行耕地的情形，察北一带尚有用效力很低的木辕犁进行播种，用手撤播的情形更较普遍。加之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的摧残，农具缺乏已成为今日农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估计全国旧农具尚较战前水平缺乏20%以上。”为此，他提出在组织起来，提高技术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号召下，改进和补充农具就成为当前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之—。

再次，从农民自身因素看，农业生产工具的落后，往往导致观念的落后，不少农村地区在严重缺乏农具的同时，又存在排斥农业机械的倾向。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书中描写道：“前两年（1935年以前），村里（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有了两台动力抽水泵。一台为私人所有，另一台为合作工厂所有。承包全年的灌溉，按每亩收费。这使整个灌溉过程逐步转入集体化和专业化。然而，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采用，主要是因为使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从村民的观点来看，他们宁愿使用旧水车，不愿缴纳动力泵费而使自己闲散数月。有些人告诉我，那些依赖动力泵灌溉的人，自己没有事，便到城镇的赌场去赌博，害了自己。现在尚未看到节约劳力的机器和水利集体化过程对社会组织和农田安排的影响。”

（三）起步环境恶劣，从一个侧面考验着执政党。

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解决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于是迅速恢复粮食生产便成为重中之重，也使农机具在发挥好作用方面面临巨大压力。

1949年8月，解放战争尘埃落地，共和国建立在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他声称：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 （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他甚至预言，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然会因此而垮台。尽管毛泽东当年在一篇文章中狠狠地回击了艾奇逊，但不争的事实是，当时贫困与饥饿普遍存在于中华大地，吃饭问题的确是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兵败大陆，退逃台湾时也放过一句狠话：把几亿人吃饭的包袱留给共产党吧。他也断言共产党政权势必会在几亿张嘴的压力下不战自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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