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

四、新中国农机化起步时的环境分析

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长入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其间我国农机化事业起步过程是个凤凰涅     、浴火重生的痛苦过程。旧政权没有给新生人民政权留下多少有价值的执政资源，因此，白手起家注定是新中国农机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万事开头难，在建国最初10年中，农机化发展最艰苦的阶段当属1949年10月至1953年底这一阶段，因此本节拟就这一时期农机化起步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做简要分析。

（一） 起点低，农业生产急需的机械、役畜、农具全面匮乏，成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硬伤”。

统计数据表明：1949年，全国共有耕地9788.13万公顷,人均耕地0.187公顷;农业劳动力16549万人,农用役畜4040万头,农业机械总动力8.1万千瓦。平均每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0.59公顷,农用役畜0.244头,农机动力0.0005千瓦，除国营农场有200余台拖拉机进行少量农用作业外,农业生产几乎全是人畜力手工工具作业。很显然，这种低水平的劳均农业耕地面积、农机动力数和畜力数，根本无法满足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需要。（参见白人朴《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总体发展和地区比较》）

作为有五千年农耕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农器、农具在我国有着悠长的发展历史，为什么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却出现严重不足、以致影响到农业生产的状况？

农用役畜的匮乏，曾引起过学者的关注。《中华民国经济史》记载：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卜凯教授在30年代就进行过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22个省167个地区内，小型农场中有65%没有耕畜，中等农场有38%没有耕畜，中大农场18%没有耕畜，大农场12%没有耕畜。探其原因，小农经济原本是拥有耕畜的，但一旦遇到战事或灾荒，要不被军队强征充军，要不被宰杀充饥，导致头数大量减少。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调查发现，每百亩耕地平均不到一头耕牛。这种状况，历经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无疑，没有足够的役畜，自然也谈不上畜力农具的发展。

与畜力不足相对应的，是农业生产中手工农具也很匮乏。卜凯教授调查安徽宿县，江苏的南通、昆山3地，发现有“足用良好农具”的田主只占到60%-69.5%，佃农只占40%-56.8%，他认为这种情况当时在全国是普遍现象。而农具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买不起，在100个农民当中，大约只有两、三个买得起新式农具，而且农具主要是由占农业人口绝大多数的佃农自备的，一个老式犁只需二元，并不算昂贵，且可以用很多年，即使这样，农民仍只能望农具兴叹。

与农具少同样严重的是中国农民拥有的农具与外国农民拥有农具相比普遍价值较低。1947年9月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报告书》中披露：中国每一农家平均有农具28件，大部为手用之小农具。其每亩农具之价值，仅及美国三分之一；所用之材料，大都为生铁、熟铁、木竹等，而由小翻砂厂、铁匠铺、木工竹匠及其他家庭手工业代为制造。

农具价值低原因在于设计简陋，做工粗糙、用料不甚讲究，不得不需要更多人工去补偿，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每个农民生产效率太低。如美国种植小麦每英亩仅需人工1—2日，而在中国同等面积则需26日，种棉花美国每英亩需人工14日，而中国则需53日,中美农业生产的效率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参见《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

所以说，新中国农机化事业起步的起点低，不是在某个方面、某个时点上低，而是全方位的低。

（二）起步难，各个环节都受到主客观因素的严重制约。

起点低，势必造成起步时乏力。新中国农机化事业起步之时，除了废除农村旧的剥削制度，建立起农民翻身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之外，其他因素都在阻碍着农机化的发展。

首先，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尚不具备制造农业机械的能力，农业机械化过程尚停留在冷农具为主的阶段，发展动力农业机械还不能马上提到议事日程。

最主要的制约是钢材，制造农业机械需要钢材，但1949年建国时，我国钢铁工业只有7座平炉、22座小电炉，生产出的钢不足18万吨；与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相比，工业主要指标中，原煤下降50%，原油下降61.9%,生铁下降86.1%、钢下降82.9%到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的1952年，全国的钢产量也只有134.9万吨,虽比历史最好水平超出46.3%,但仍远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建设需要，薄薄的家底是无法支撑庞大需求的。（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1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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