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

引言

我国农机服务组织虽然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节本增效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整体来看，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与我国农业机械化已经进入中级阶段不相符，存在发展不规范、农民参与率低、规模小、带动能力不足等问题，农机服务组织的变迁发展滞后于农业和农机化发展的需要。

农机服务组织发展的路径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外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不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路径，如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已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经济发达国家，选择了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共用组织。我国建国初期，国营拖拉机站和乡村机耕服务队的方式也适应了当时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所以，对待我国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应立足国情，不但要考虑整体情况，还要兼顾农业机械化水平差异较大的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决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实行清一色的模式。

 

交易费用理论与农机服务组织模式路径选择

根据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如果农机服务的每一要素所有者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数量将非常大，交易摩擦极为剧烈，解决摩擦的费用将极高，因而交易成本也将极为高昂。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把农业机械所有者组织成为农机服务组织，以组织为单位进入农机服务市场，从而减少市场交易者数目，减轻交易摩擦，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是农机服务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资源的配置，不论采取企业制度，还是市场制度，亦或是政府管制方式，最重要的根据在于产权清晰程度。产权清晰程度对于农机服务组织同样重要。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农机服务组织模式的路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对此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成本是一种交易费用，即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于是，怎样完成交易活动，节省交易费用，就成为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的目标。

实践证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不仅影响交易活动，而且影响生产活动。因此，当制度收益＋制度创新收益之和大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所增加的制度成本时，就表明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具有微观制度效率（MIE）。微观制度效率是制度效益和制度成本之比例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MIE＝MIR/MIC

式中：MIE——微观制度效率，即制度的边际效率；

MIR——制度效益，包括边际交易收益和边际生产净收益；

MIC——制度成本，包括制度创新成本和边际交易成本。

由此，便得出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则：

①当MIE＞1，且MIR＞0和MIC＞0时，采取新制度就有其合理性；

②当MIE＜0，且MIR＞0和MIC＜0时，采取新制度仍然具有合理性；

③在①的情况下，拟在MIE＞1的多种预备方案中选取MIE最大的制度形式；在②的情况下，拟在MIE＜0的多种预备方案中选取MIE最小的制度形式；

④当MIE＝0，即制度收益不变时，MIC愈小，制度效率愈高；当MIC＝0时，即制度成本不变时，MIR愈大，制度效率就愈高；

⑤制度效率最大化的边际条件是：MIE＝1，即MIR＝MIC。

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有路径条件看，其制度收益正在呈现出一种递增的态势，但这种态势增速还比较小，所以要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至于如何能实现制度效率最大化，则是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详细测算的。

我国农机服务组织路径选择的特点

农机服务组织变迁路径选择的市场化特点

在农机服务组织发展中，应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抓住我国农机化进入快速发展机遇期的重要阶段，积极兴办农机服务组织。要抓住我国农机化发展进入中级阶段的大好契机，扩大农机服务领域、服务规模和服务水平，加快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在发展农机服务组织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提高农民的参与程度，借鉴国外农机服务组织建设的先进经验，建立规范化的农机服务组织体系。但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应从实际出发，从市场竞争和农民的需要出发，适合发展什么样的就发展什么样的，需要建多大规模就建多大规模。

农机服务组织变迁路径选择的多样化特点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分化较显著，并且很多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地域性特点。因此，要实事求是，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兴办不同特色、不同规模的农机服务组织。组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是农机大户、农机股份合作组织，也可以是农机协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其他农机服务组织。兴办主体可以多元化，可以由农民自己投资兴办，也可以由工商企业投资兴办，也可以由农机部门牵头领办；可以兴办新的，也可以利用原有的组织资源发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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