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县是“大包干”的发祥地，在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就出现了空前的农机热。1983年9月以后，农机热突然凉了下来。次年1月，我到该县调查农机管理机构改革的情况。就在这次调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究其原因，是拖拉机的税多、费多、关卡多，货少、油少、利润少，走得是高价路，烧得是高价油，不但富不了，连本也难保。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我写了《凤阳的农机热为什么凉了？》的调查报告，刊登在1月26日《中国农民报》第一版上。随后光明日报社办的《文摘报》和安徽日报社办的《文摘周刊》同时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能不能写，怎么写？老实讲我思想上是有斗争的。有人劝我写这样的东西要慎重，搞得不好会惹一身臊，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在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座谈会上农民们那一张张义愤的面孔，那五花八门的发票、收据，既无文头，又无公章，凭着一张白纸条，农民就不明不白地被敲了竹杠。十一届三中全会都召开几年了，农民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致富。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揭露出来，不解决，党的富民政策就难以落实到基层，农机化的好形势就得不到巩固。我抛开了顾虑，写了这篇调查报告。

文章发表后，在凤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关部门对此十分恼火，他们要追查郭子超是什么人？怎么到凤阳专找茬儿？断言此人是反对“大包干”的，并且对调查报告列举的事例重新进行了核实。县委书记王予新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立即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决定撤消全县各种自立的收税、收费项目，并采取税费大包干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后来，县里又几次打电话，请我再去看一下新的变化。时年正月初四，我又赶到凤阳进行第二次调查。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同志一见面就说：“老郭，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设关卡、收税费的部门都有上面的红头文件，我们正愁着不好下手，你一篇调查报告，使我们下了决心”。不久，我又写了第二篇调查报告——《凤阳的农机热又起来了！》，仍然登在《中国农民报》的第一版上。这篇调查报告同样引起了反响，《中国农机化报》曾发表内蒙古大青县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个调查，广大群众无不称赞，很多地区不同程度都存在着这类问题，建议各地向凤阳学习。”

几十年来，我根据调查了解到的情况，还写了《农民运输难》、《一些地方向农民乱收费》、《农民办机械化的积极性应当保护》、《不要把包袱卸给农机公司》、《这个包袱不能再让企业背下去了》、《不该挤占农机培训基地》、《拖拉机养路费征收办法非改不可》等调查报告，分别发表在省委、国家农牧渔业部、光明日报、安徽日报内参上，多数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讴歌新事物，总结新经验，发现新问题，反映新趋势，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能。我的一些调查报告，准确地预测了农机化发展的新趋势、新走向。

东至县七里湖乡顺风口村农民王文江、袁由理两户合作投资30万元购买“洋马”联合收割机的事最初见之于一家报纸刊的短讯。我感到这个事实有潜在的推广价值，立即前往调查。我们在机主所在的乡政府召开了由机主、乡政府和县农机局负责人参加的调查会、座谈会。调查报告从2户农民筹巨资，购买高档、洋品牌联合收割机开始跨区作业的事实出发，预测我省大力推进水稻生产机械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用市场的办法，通过社会化服务，引导农机化走集约发展之路。报告送到省政府，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批示说：“材料写得很精彩，道出了我省农机化发展的大趋势。现在的问题是，要大力因势引导，给予积极的扶植和服务，真正实现农业机械化。”省委政研室主办的《安徽工作》杂志全文刊登这篇调查报告。

199７年省政府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通知》）提出，“九五”期间，要对农机化发展作结构性调整，实行两个转移：在区域上，由北方平原向南方丘陵山区转移，在作业对象上，由小麦机械化向水稻生产和特色产品生产加工转移。水稻生产的主要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

农机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机协会是现代农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农机协会是走中国特色农机化道路的必然。2002年，我在调研农机服务组织建设时，重点调研了农机协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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