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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我国农业


——我所知道的二、三事

原农业部副部长 石山

  一、钱老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我国农业

  1978年春,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从事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注1),不久,钱老托人转告我这样一段话:“农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果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出一个规划,按规划实施,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这话十分友善,但份量却极重。

  我立即向李昌报告,他说“这个意见好,办培训班,请他派人来讲课。”

  当时培训班授课对象是五县四所(见注1)有关人员,农业系统的一些技术干部听到消息也跑来参加,科学院的态度是,“来者欢迎。”钱老派了两位副教授来授课,连办数期。办班后,这5个县便按照刚刚学到手的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和编制各县的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批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编制经济发展规划的县。

  在五县搞规划过程中,我们到湖南桃源县考察,有意思的是,起初那两位搞系统工程的副教授认为,“农业比较有规律,半部系统论就能解决问题”。当这两位脚踏实地考察山区时,一看到海拔高度不同植物分布差别很大的现实时连呼“太复杂了”,偏巧下山又赶上一场冰雹,转眼间什么都变了,他们立即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农业变动因子太多,其二,接口无定型,总结论是:农业太复杂了,我们的系统论实在不能完全解决农业问题。他们的思想变化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由此开端,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在农业系统推广。许多地方自己办班,主动请两位副教授去讲课,他们始终有求必应。后来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各县也用此方法搞发展规划。这类县最多时达200多个,我于1982年冬离开科学院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仍继续关心这项工作,但没有经费支持了。由于山东搞的很突出,我们找到省委书记梁步庭请他帮助推动,具体要求是,给20万元,资助出版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在山东农业干部学院成立农业系统工程系,我们把这称为:20万元,一套书,一个系,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更多县市。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丛书按时出版,成为许多培训班的教材,它把系统工程与农业技术完全结合起来。

  后来钱老见到我说,把系统工程运用到农业上,你们立了一功。其实该说,是钱老的真知灼见和积极推动促成的。

  还有一事也该一提,在用系统工程搞规划时,大家都感到,我们讲农业八字宪法,后来加上气(象)、微(生物)二字,称为农业十字宪法,实际上还是十字各自为政,如何组装起来协同行动的问题并未解决,全凭执行人员的自我主张,各人理解不同,做法也就千差万别。当我们接触到钱老提倡的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后,农业建设的方法论应该能够从十字各自为政的单因子论提升到系统论的阶段,应该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二、钱老对振兴草业情有独钟

  作为一位与农业并无关系的物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间,钱老就我国的草原牧区建设、草业振兴给有关人员、机构、直至国务院领导写的信函、建议收集整理出来的就有42次之多,我们一些终生从事农业工作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些信函、建议中所体现的见识和魄力。

  1989年初,谈到任继周教授、杨显东副部长关于草原破坏,再不抢救,就是罪过时,钱老认为“在我国要把草业搞起来,就得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信,“问题最严重的是43亿亩草原和大约2亿亩沿海盐碱草滩,…这45亿亩年产值才几十亿!但…搞好了,真正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年产值可以达到几千亿人民币!…建议国务院考虑设国家草业局,专管草原及草滩。”钱老预言“将来到二十一世纪,国家会有草业部”。20年过去了,我们的草业建设仍裹足不前,回头再看钱老搞大草业、设立专门机构的思路,实在值得深思,到底能不能下决心设立专门机构大搞草业,还有几个20年容我们犹豫不决,群众又能等我们多久呢?

  钱老在《内部参考》上看到有人说我国人民吃肉不能靠草原,因为近30年草原畜牧太困难,不如在农区搞肉。钱老说“说这种话的人是目光短浅,…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草原毁坏了,就龟缩回农区,这算什么思维,农区再被加速毁坏,人还能退到哪?钱老主张靠现代科学技术重建草原。一个搞物理的科学家,看到这样一条并不起眼的议论,都会联系到我国草原建设,他的信息量、科学家特有的视角、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令我惊叹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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