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

    “新农人”是时下的一个流行词，笔者觉得蛮好。实际上，它是指专业化水平高的农业从业人员，大略与职业农民的意思相近。新农人有狭义、广义之分，其具体含义如何，要看在什么语境下使用，不必过于拘泥。

    因为工作需要，笔者做农村调研需要接触各类农民，时间长了，便对他们有了类别性认识。此所谓对直观性事实的认识，上升到了对整理性事实的认识。我总的感受是，传统中国农村的小农，其实有很强的共性；而新农人，则各有鲜明特征，比起小农户更显意气风发，让人印象深刻。

    一般小农户，其实与农业的关系越来越远。特别在农业主产区，那些小农户人家，往往门户紧锁，去了外地务工；留在家里的成员，也一般不再下地，地里的操作通过购买服务，委托别人干了。城市里那些一直关注农业的人，说中国农村是“386199部队”种地，基本并不符合实际。农业主产区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下地操作不是很多，实际农业从业人员已经有了很强的专业性。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很难理解中国人饭桌上的食品由何而来。假设中国没有达到目前的城市化水平，那些农村人口仍囿于农村，则选择机器替代自己而休闲的成本就会很高，用人力畜力干农业，就会使农产品的相对成本高过现在数倍以上，城里人吃饭就会成大问题。

    关于新农人，这里先讲几个小故事，再引出需要讨论的话题。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是家庭农场主，一位是农业服务专业户，还有一位则是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经营者。

    江苏镇江的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经营了大约8000多亩地，农业专业化程度很高。这些土地的原来承包户很多，尽管统一被他租了过来，但因为土地历史地界、沟渠分布以及地貌等因素，地块仍显得零碎。镇江大体是平原地区，如果能做好土地整理，会有利于连片经营，效率会极大提高。土地耕作的有效面积会提高约5%以上，劳动生产率则会提高30%以上。若要和原来小农户经营比较，各种效率则会提高更多。但是，土地整理谁来干？政府的土地整理资金有限，不可能都给他用。自己能不能投资干？他说，如果租期能确保延长至30年以上，他愿意自己投资。但他签下的合同，租期基本在10年以下。若要延长到30年以上，便有种种难题不好克服。能不能直接把农户的承包权“买”过来？现行土地制度不允许。由这个故事能看出，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本来不愁提高，但管理制度问题把这些新农人的手脚给捆住了。

    要介绍的第二位新农人，是河北某地农村的专业户。他曾是一位现代“麦客”。在一个时期，他会从新疆到东北连续跟随小麦的成熟时间，向农户提供麦收服务。这几年各地专业性的主体继续成长，农机也开始普及，他的服务市场缩小了，只能在河北当地提供服务。他坦白的告诉笔者，他的服务有某种“价格歧视”。若一个农户只有几亩小麦，且麦地与其他农户的麦地相分离，他可能索要比较高的服务费，而对连片程度高的地块，服务费就要低许多，可以相差2倍左右。这个信息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山区的沟坝地农业会出现土地撂荒的情形。那里使用畜力耕作的效率实在太低，已非农民所愿。依靠租地可以连片耕种，但要方便机械化耕种，必须做土地整理，这就遇到了前述镇江朋友的难题，只是同样的问题在山区更严重。河北这位专业户朋友对未来蛮有信心。他说，他们这样的农业服务专业户是中国真正种地的农民，只要过国家政策能推动农村耕地以合理地租率实现长期流转，他们很自然会转化为家庭农场主。

    最后来讲讲四川籍80后水果商人陈先生。他因为加入了拼多多网络销售平台，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水果流通扩大到了很大规模。网络销售资金周转快，加上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大，几乎全年有产品可以销售，资金运用的波动不大，方便他把水果销售做到了全国。他对农业经营规模有自己的理解，认为流通商的规模越大越好，甚至看不到最大规模限制在哪里，但水果生产者的规模过小不行，过大也有问题。若规模过小，果农要养家糊口，就必须兼业干别的工作，妨碍学习农业技术，难以积累市场经验，合同履约水平也比较低。若规模过大，到了雇佣劳工的程度，生产监督成本就会增加，雇工也不会稳定。这样一来，果农的规模就有了一个“天花板”。这种情形其实在农业发达国家也可以看到。笔者在这种关系当中看到了某种不对称关系。流通商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脱颖而出，把规模做的足够大，有条件做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果农就不会有那么幸运。对这个问题，陈先生也在寻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