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报告指出：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调研表明，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包括人工成本、环境成本、用地成本、原材料成本等增长速度极快。

———工资成本，除了因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增长外，《劳动合同法》实施，加快了工资成本的持续上升。1995年至2015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5348元，提高到62029元，年均增长率为13.0%。

———环境成本，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考量，从2000年的1014.90亿元到2014年的9575.50亿元，增加8倍多，年均增长率为15.5%。

———用地成本，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由2005年初的1212元/平方米上升到2017年初的的3880元/平方米；年均增速为10.2%，工业地价年均增速为4.2%。

———原材料成本，在2003年至2011年期间，除2009年特殊，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总体上呈现同期上涨，2012年之后购进价格指数开始同期下降。

上述成本中，前三项一直上涨，一项有所下降，降成本的局限性很大。在人工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趋势性增长情况下，包括原材料和物流等属于由市场决定的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主要由市场供需决定，并不是想降就可以降低的成本。环境成本直接由政府带来，但客观也顺应公众需求。这种成本上涨是政府基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市场进行合理干预所形成的，是必须上涨的。但由政府决定的不合理成本，包括不合理的制度制定、管制、行政审批和行业垄断等干预所形成的企业成本是应该由政府调控，帮助企业减轻的。

客观来说，当前面临的高成本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滞后，可称之为制度性成本。这个制度性成本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审批权没有下放的原因，而是当前这个阶段的风险总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从而产生各种制度性成本，最终转化为企业的各项成本。

要降低或化解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推进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当整个社会构成的不确定性总体水平下降的时候，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最终需落脚到增强企业内生动力上来。推动企业降成本的根本路径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激励机制，让企业发挥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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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国务院发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为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实施情况，今年3~5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