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年的点点滴滴都装在李晓林脑子里：别人老说，张福锁、李晓林你们做基础研究行，到生产里真的有用吗？中国粮食生产有农学，到了地里你们干得过农学院？我们自己也有质疑，虽说得了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但是研究成果到地里真的有用吗？我们开始跟自己较劲，做基础研究我们逐步跻身世界先进团队行列，能不能在农业生产里面也发挥一些指导作用，为国家、为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另一个压力是，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国家基金，主要保重大项目，我们这个小学科经费少，难以维持越来越大的队伍。

    “如何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只有到农业生产的主战场去。而做生产就得下地，不下地，瓶瓶罐罐种不出高产，种不出农民需要的东西。谁去下地？大家都犹犹豫豫的，因为做基础研究轻车熟路，但对大生产还是陌生，怀疑自己会不会到大海里面被淹死，没有人敢一下子扑下去。经过两三年酝酿，学科的主要老师不断讨论发展方向、加深认识、形成共识，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张福锁回忆说。

    2009年，思考终于变成了行动。促使他们下决心的契机，是那个时候植物营养学团队承担的几个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结题时限。李晓林回忆：“我承担的黄淮海中低产地区课题里面有一项5万亩的示范任务，2010年要交差，但2009年初用于示范的地块还没有落实。有人说，李老师，不用急，你把技术方案交给地方，到时候给你出个推广证明、盖个章就可以了。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有点较真，不是自己干的心里不踏实，总觉得盖个章就完事了，这样干我脸红。”

    促使他们“下地”的另一个原因，是2009年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改革启动，开始招收专业硕士，中国农业大学是首批试点。传统的研究生教育重在培养学术能力，查文献，写文章，主要在学校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应用存在脱节，学生接触生产机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当时，全国有60多万名硕士生，国家意识到，都去搞基础研究是浪费人才。而专业硕士就是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刚好要下地了，也不知道‘专硕’该怎么培养，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试试。”李晓林说。

    当时，张福锁决定兵分三路。江荣风教授带队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那里是现代化大农业，是重要的水稻产区；米国华教授带队到吉林省梨树县，那里人均六七亩地，代表中等规模农业，是重要的玉米产区；李晓林的课题研究地区是黄淮海中低产区，就带着张宏彦、王冲两位老师到了曲周县，那里是小麦—玉米轮作地区。人均一亩半地，地块分散，属于传统的小农经营，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经营方式。

    2.出师受阻，偌大的平原找不到一块实验田？

    选择曲周，是因为曲周与中国农大有30多年的合作历史，1973年石元春和辛德惠两位院士就在那里搞盐碱土改良，有中国农大的实验站作依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曲周小分队的意料，困难接踵而至。

    第一个阻力来自于实验示范地块难以落实——

    他们到曲周后想做一个示范方，让农民用上中国农大获得国家奖的高产高效技术，用最少的肥料代价换得最高的产量。我国农业科技体系分工是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科研院所主要做应用研究、农技推广部门负责推广。当时，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县领导表示要全力配合张福锁团队把高产高效万亩示范基地建好。

    领导很痛快、很支持，具体落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李晓林带着两位老师去找农业局局长、土肥站站长。都说这事挺好，让农民增产增收，还少用肥，保护环境，但说归说，却一直按兵不动。

    “我好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局长还是我们系主任的老同学，土肥站还和我们是一个行当啊！一笔写不出俩肥字儿，怎么这么不帮忙！”李晓林很受刺激、很不理解。

    而多次接触后，才发现他们的难处。站长说，我们承担了好多项目和任务，整天忙得团团转，你们这个事我们是很想帮忙，可就这么几个人，条件也有限，一出去就是一二十公里，怎么去怎么回？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在办公室坐着，可一出去就得有车，开车就要烧油，就要花钱，经费有限，实在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