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央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然而笔者近年来在鄂西北襄阳市发现，尽管农民群众向往城市生活，但大部分人彻底“脱农”意愿并不强烈，不少人游走在“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两栖状态。各地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障碍，尊重农民意愿，不要揠苗助长，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转非”之所以难以让众多农民动心，原因在于：

　　一是后顾忧虑多：城乡两栖弹性大。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缺少技术、手艺，竞争不到好岗位，一年到头挣钱不多，在城市生活心里没底，生怕下岗以后回乡又无地可种。农民最担心“农转非”后会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少青壮年选择城乡两栖，外出艰难就退守农村，一有机会就出门发展。农民们表示，种地虽然没有多少收入，但起码有饭吃有房住，好歹也是保障。城里虽好，但没了工作就无法生活。

　　二是现实压力大：城市安居门槛高。2014年襄阳各市县农民工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月工资收入超过3000元的占15％左右，而同期各市县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3800元/平方米。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城中村改造导致出租房源减少，出租房租金也上涨20%～30％。农民工们依靠打工收入难以支撑在城市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更无法买房。26岁的南漳县武镇青年黄某会水电安装，找工作不难，可是一年只能存两三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就算不吃不喝，买套房子也得一二十年。在笔者调查的几位年轻农民工中，一说起在城里买房，第一反应就是“想都不敢想”。但他们对买房子有热切期望，在他们看来，没有房子就无法在城市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留城意愿更强烈，就业选择也更多，但买房往往是他们迈不过的高门槛。

　　三是前覆烙印深：“洗脚”进城坎坷多。上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卖户口”政策先后在襄阳各市县实施过，一个农民花五千元到一万元就可“农转非”，适龄的还能招工进厂，引得不少人掏空家底甚至四处举债“买户口”。但没几年工夫，很多人买户口的钱还没挣回来就下岗失业了，只好带着一纸“非农户口”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种情况令不少农民记忆犹新。不少农民说，我们有承包地和自建房，还能享受合和新社保，现在农村水电供应正常、交通条件改善、住房水平提高、居住环境优良，加上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农村户口也很“金贵”。

　　农民市民化牵涉的问题太多，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施起来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在农民无法获得更高水平的就业及社会保障之前，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快不起来。这既需要政府认真细致地做好理论论证、规划引导、制度完善、舆论宣传等工作，更需要政府逐步消除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远虑近忧，促成农民市民化水到渠成，切不可超越现实动用行政力量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