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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民市民化切忌揠苗助长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央提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然而笔者近年来在鄂西北襄阳市发现,尽管农民群众向往城市生活,但大部分人彻底“脱农”意愿并不强烈,不少人游走在“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两栖状态。各地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障碍,尊重农民意愿,不要揠苗助长,用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转非”之所以难以让众多农民动心,原因在于:

  一是后顾忧虑多:城乡两栖弹性大。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缺少技术、手艺,竞争不到好岗位,一年到头挣钱不多,在城市生活心里没底,生怕下岗以后回乡又无地可种。农民最担心“农转非”后会失去承包地和宅基地。不少青壮年选择城乡两栖,外出艰难就退守农村,一有机会就出门发展。农民们表示,种地虽然没有多少收入,但起码有饭吃有房住,好歹也是保障。城里虽好,但没了工作就无法生活。

  二是现实压力大:城市安居门槛高。2014年襄阳各市县农民工月均收入在2000元左右,月工资收入超过3000元的占15%左右,而同期各市县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3800元/平方米。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城中村改造导致出租房源减少,出租房租金也上涨20%~30%。农民工们依靠打工收入难以支撑在城市养家糊口、供子女上学,更无法买房。26岁的南漳县武镇青年黄某会水电安装,找工作不难,可是一年只能存两三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就算不吃不喝,买套房子也得一二十年。在笔者调查的几位年轻农民工中,一说起在城里买房,第一反应就是“想都不敢想”。但他们对买房子有热切期望,在他们看来,没有房子就无法在城市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留城意愿更强烈,就业选择也更多,但买房往往是他们迈不过的高门槛。

  三是前覆烙印深:“洗脚”进城坎坷多。上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卖户口”政策先后在襄阳各市县实施过,一个农民花五千元到一万元就可“农转非”,适龄的还能招工进厂,引得不少人掏空家底甚至四处举债“买户口”。但没几年工夫,很多人买户口的钱还没挣回来就下岗失业了,只好带着一纸“非农户口”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种情况令不少农民记忆犹新。不少农民说,我们有承包地和自建房,还能享受合和新社保,现在农村水电供应正常、交通条件改善、住房水平提高、居住环境优良,加上国家惠农政策越来越多,农村户口也很“金贵”。

  农民市民化牵涉的问题太多,不可能一蹴而就,实施起来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欲速则不达。在农民无法获得更高水平的就业及社会保障之前,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快不起来。这既需要政府认真细致地做好理论论证、规划引导、制度完善、舆论宣传等工作,更需要政府逐步消除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远虑近忧,促成农民市民化水到渠成,切不可超越现实动用行政力量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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