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制度反省能力

　　保障农民集体发展

　　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农民集体的前途将取决于它的历史合理性，因此能否允许农民集体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就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农民集体产生于国家的宏观政治安排，在改革开放前后一度获得了较多自主权利，但现在它更多地受到科层组织的限制。科层组织的运作有它独特的逻辑，农民集体的逻辑只是这种体制运转需考虑的诸因素之一，其历史合理性首先要经过科层组织工具合理性的过滤。

　　比如，就土地制度来说，国家法律强调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科层组织却未必有利于集体所有制。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将交易管理权从农民集体提升到县一级土地管理部门，这样是否会发生管理权对于所有权的取代？如果发生这样的取代，那么就需将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才能得到纠正。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生命力而言，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出现是政治考量的结果，它在复杂的科层组织运作下获得实践形态。就集体与社区的关系来说，这是一个新问题，似乎还没有进入国家政治考虑的视野。它将何去何从，将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探索。地方和基层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农民集体在这种创新过程中能否展示出自己的合理性。

　　国家的顶层设计往往只能框定农民集体相关制度的大框架，这些制度的实际内涵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而在这个过程中，科层组织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科层组织的制度反省能力和自我纠正能力是有效的，那么制度的合理性水平就会比较高，否则，农民集体制度的前途就会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