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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变化对CPI的影响减弱也将成为新常态


2015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0%。其中,城市上涨2.0%,农村上涨1.8%;食品价格上涨3.7%,非食品价格上涨1.1%;消费品价格上涨1.8%,服务价格上涨2.2%。粮食价格上涨1.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5个百分点。

8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23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格上涨15.9%,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46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9.3%,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69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19.6%,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59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2.4%,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6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8.1%,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18个百分点;蛋价下降11.2%,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11个百分点。

国家粮食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曾在《中国粮食经济》杂志上刊载文章说,一是粮价变化对CPI的影响减弱,如2014年12月蛋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水平上涨约0.12个百分点,是粮价影响的1.3倍,一个小鸡蛋赛过馒头加大米。二是2015年粮食供大于求局面将更加明显,粮价上涨动力减弱,甚至会拉低CPI。三是国际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善,价格下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跌,美元预计继续走强,粮食进口压力还将持续,实现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的内外部环境复杂。

我完全赞同尚强民的观点,春节或接新前,按常态,粮价一般会小幅上扬,恰恰相反,国内经济下行、以及粮食的高库存、高产量、高收购量“三高”叠加,是2015年粮食收储及价格的“搅拌机”,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与粮价提高成本难以消化的矛盾,粮食托市或临储收购与财政负担加重的矛盾,利用国际资源进口粮食与冲击国内粮食产需、供求平衡的矛盾,中储粮粮食托市收购主体单一与地方粮企收储的矛盾,常规认为粮价是百价之基与逆CPI而行的冲突,都是业界需要重新认识国内粮食新周期的参考因素,更是审慎调整和完善粮食收储新政的要件。

粮价是百价之基,这一断语应该打上问号了,有两个证据可以佐证。近5年来,人工工资数倍上涨,物流成本也在翻番,其实粮价上涨幅度小的可怜,有资料显示自2006年以来粮价上涨60%以上,其实幅度并不高,与蔬菜和肉禽蛋,以及房地产价格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有数字显示,尽管国家一再提高小麦、玉米、稻谷最低收购价水平,2007年小麦、玉米、稻谷平均最低收购价仅是10年前价格水平的80%,1997年国内小麦、稻谷的价格就已经达到了2000元/吨的水平,近两年小麦、稻谷、玉米三大粮食品种才超过15年前的价格水平。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粮价一有风吹草动,恐慌心理作祟,立马招来非议,其实一斤小麦不值一瓶矿泉水的价值或产出效率,粮农没有获取农产品增值部分的1/3。

把CPI上涨归咎于粮价等农产品,有失公允,起码在指标权重设计上有问题,也是对农业粮食生产的不公正或说是偏见,在加快城镇化的今天,再也不能对对种粮农民的“盘剥”了,农业反哺工业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对农业加以保护和回馈、补偿。

医疗、教育或居住类价格是人们眼见得价格上涨族,怎么不是通胀的主要诱因吗?难道一元多一斤的粮食比得上蹿升的幼教或养老费用吗?在中国粮食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粮食成就了一个低价时代,随着土地、水资源、石油、农资或人力成本的上升,低价时代终结了。

郑风田老师说农产品价格不是通胀元凶。食品类在CPI所占比重过高,往往也成为粮食价格被过分打压的一个重要理由,长此以往,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极为有害。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太低,农民在家种田一月的收入还赶不上外出打工一个星期的收入。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更加影响在家务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部分地区已出现“种懒田”、抛荒等现象。



粮食等农产品流通中间环节太多,中梗阻严重,“强取豪夺”或中间商盘剥“扒皮”现象,时时发生,成本骤增,农民只是获得初始价格,最终消费成本负担还转嫁到城镇消费者身上,形成农民哀声载道,赔钱种粮种菜,城镇消费群体成为冤大头,无奈接受一轮轮的涨与停。

再加上近年来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不稳定,价格接近成本的临界点,农民增收乏力,继而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生产的规模化、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粮食等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更低,散兵游勇出击、投机扎堆现象依然长期存在,流通环节收购主体单纯强调多元化,良莠不齐,诚信缺失严重,热钱涌动,抬价抢购低价争购屡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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