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稻谷产量常年占全国总产的14％左右，但人均耕地只有0.8亩，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目前，湖南省高产田1800万亩左右，而中产田和低产田分别超过2700万亩和1000万亩，两者比利接近三分之二。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湖南省土壤酸化明显加快，耕地土壤pH值由上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到目前的6.0。稻田耕层普遍变浅，由上世纪80年代的16.5厘米减少到目前的13厘米左右。近年来，全省农用化肥施用量维持在850万吨左右，农药使用量超过12万吨，农用地膜使用量达到8万吨，而主要作物对氮磷钾等化肥的当季利用率分别只有30％、25.9％和36.7％，农药利用率也只有30％左右。

　　湖南省农委一位官员介绍称，许多粮食主产县的农田由于基础设施老化，排水条件差，大量稻田采取简单的板田或冬泡过冬，失去了周年规律性的土壤干湿交替过程，稻田潜育、次生潜育逐年加剧，目前全省潜育化稻田面积接近850万亩。耕地严重退化导致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土壤更加“吃肥、吃工、吃水”。增加产量，要靠更多的使用化肥、农药、农膜和灌溉用水，长此以往农业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

　　今年3月，湖南省农委主任刘宗林曾表示，从今年起湖南省将深入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减量控害，并加大低毒生物农药补贴示范推广实施力度。同时鼓励和推广使用生物有机肥、低毒残留农药、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力争实现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涉农资金使用像“撒胡椒面”

　　种粮大户普遍反映，目前与农民的流转合同普遍是三年或五年一签，缺乏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单方面毁约拿回土地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导致他们只得“杀鸡取卵”，不顾地力一味追求高产。同时，由于涉农资金“钱出多门”又各自为政，难以整合起来为大户提供服务。

　　桃源县种粮大户丁巧云告诉记者，由于担心农民随时会收回承包地，许多种粮大户不敢大量投入建设水利基础设施，也不敢投入财力物力耐心追求稻谷质量。这几年，丁巧云自己做了一些尝试，如通过种绿肥撒石灰等手段进行土壤恢复，以及聘请专家治理土壤污染。但他的行为不仅不能取得农民和大户同行们的理解，反而招来嘲笑，认为他在干“蠢事”。

　　另一位“85后”种粮大户彭晋京也对土地流转的稳定性表示担忧。按照规划，他将土地流转面积控制在合理规模，打算通过精耕细作、委托加工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但几年来与流转农户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土地流转时限的长短不一让他的规划很难付诸实践。“流转不稳定不长久，我就没办法去专心改善地力，也难以稳定属于自己的劳动力，更不要说投入大量资金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彭晋京说。

　　而涉农资金使用分散，扶持政策缺乏针对性精准性也是三个产粮大县反映最多的问题。桃江县国土局副局长吴文正介绍称，桃江县5年来获得3亿资金进行基本农田改造，但改造面积多达15万亩，平均下来一亩地也就1000多元左右，还要扣除各种设计费招标费等成本，真正用到田里的只有五六成，钱花了不少，但农田标准却没有提高多少。类似的情况在多个涉农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比如涉及耕地整理改造的就有农业、财政、国土、发改、水利等多个部门，政出多门、资金高度分散，基层干部们戏称为“一起来撒胡椒面”。

　　“建设标准不统一。有的部门建了一条渠道，上面没水，下面没支流，工程验收过关之后就没人管了，不能真正发挥效用。有的地方灌溉设施修得一应俱全，可周围的田都荒了一大半。”桃江一位干部建议，应该加强资金的整合和使用效率，特别是对于“最后一公里”，政府没办法投入，新型经营主体投入又缺乏动力和资金，可以考虑建立政府和经营主体共同投入的机制。同时，直接对新型经营主体给予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以鼓励和引导他们进行基建投入。

　　此外，多年来一直有争议的“普惠式”种粮补贴方式也广为种粮大户和地方政府诟病。湘乡市种粮大户李立平反映，湘乡30亩以上的大户有2400户，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补贴和扶持；反过来，一些多年外出打工，耕地抛荒的农户却年年领补贴。李立平说，去年市里评了个奖，自己得了几万块，这是种粮十多年来唯一一次。而据记者了解，虽然今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业补贴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加上种粮大户补贴试点资金，统筹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但受访种粮大户多数表示，20%的比例依然过低，国家应尽快出台具体操作细则，并逐年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贴扶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