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多年的粮食增产并未冲淡产粮大县的忧虑。《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走访湖南湘乡市、桃江县、桃源县三个种粮大县（市）发现，当前粮食主产区普遍面临着财政紧张、种粮刺激效应递减、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困境。产粮大县（市）分管粮食生产的负责人表示，当前过度依赖“行政强压”推动粮食生产的模式已难以为继，产粮大县（区）普遍缺乏内生动力，一些地方之所以还保留着“产粮大县”的牌子，仅仅是出自一种“荣誉感”。这种局面如不改变，未来几年内粮食生产可能会出“大问题”。

　　“别人吃饭，我们贴钱”

　　湘乡市、桃江县和桃源县是湖南三个著名的粮食主产县（市），记者在这三个县调查时，从当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到各个与农业相关的部门，都不约而同地向记者大倒苦水：与主抓粮食付出的大量人力财力以及失去的各种发展机会相比，产粮大县所获得的回报太少。这让单纯依靠行政强压的地方政府失去了动力。

　　湘乡市是湘潭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已连续五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称号。湘乡市财政局副局长贺伏梅向记者介绍：“每年中央给我们产粮大县转移支付奖励资金在2900万左右，但2014年湘乡本级财政另外还投入了4644万与粮食生产直接有关的资金，今年则达到了6414万，基本上每年增幅在15％左右。如果算上水利等间接投入，湘乡本级财政每年用于粮食生产的资金超过1亿元。”

　　“粮食主销区大量发展工业，而主产县则因为抓粮食失去了太多发展机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别人吃饭，我们贴钱。’”一位受访副县长这样感慨。为了稳住粮食面积和产量，这些产粮大县每年一到春耕、“双抢”时节，就会出现田里的干部比农民还多的景象。政府不仅要多次发文敦促各乡镇落实任务，甚至一些干部还要把农民抛荒不愿种的地流转过来自己种。“如果把投入粮食生产的钱集中起来搞一两个工业企业，最多三年时间就赚回来了。”

　　“说实话我们并不愿意搞粮食，但又不想‘产粮大县’这块牌子倒掉。”桃江县副县长李畅和直言，“桃江既不是生态大县，也不是扶贫大县，只能保‘产粮大县’这块牌子。我们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今后的政策调整，如果国家以后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或奖励大幅提高，那时如果我们丢了这块牌，就太划不来了。”

　　据了解，近几年来，桃江县农民抛荒和“双改单”（双季水稻改种一季水稻）的现象十分普遍，地方政府只能通过行政强压的手段来保面积保产量。桃江县农业局局长刘伯约介绍，粮食生产在桃江县对乡镇的绩效考核中占2分，比重很大。而且县里规定，粮食生产任务必须百分之百保证完成，哪怕完成99％，也只能计0分。“此外，所有涉农项目的考核都要与其挂钩，一项完不成所有都不及格。”刘伯约说。

　　刘伯约认为，采取“行政强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前桃江的粮食生产形势严峻，除了比较效益过低外，还面临以下压力：一是高质量的耕地不断减少，占补平衡补充的耕地难以达到要求。二是经济作物迅速扩张。从益阳市到桃江县的省道两边，几乎都种满了水果和苗木。三是基础设施薄弱，去年全县有四分之一的粮田因为遭受洪涝灾害而被淹没。

　　为增产不惜牺牲地力及粮食质量

　　“产粮靠大县、大县靠大户”，种粮大户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主力军。增强粮食生产的“内生动力”，将来也主要得靠种粮大户。但由于多年来“以量为纲”的主导思想和成本持续上升带来的增产压力，种粮大户们不得不通过过量使用农业投入品来维持高产。

　　不少种粮大户告诉记者，近年来种粮成本上升的幅度远高于粮价上升的幅度，只能通过提高单产来稳定收益，虽然明知会对耕地地力及粮食质量产生不良影响，但化肥农药仍是越用越多。以除草剂为例，有种粮大户告诉记者，现在一些从国外进口的除草剂除草效果虽然很好，但毒性很大，以至于都不敢在地里随意放养家禽。而为了保持除草效果，剂量更是越用越大。

　　“（除草剂）头年每亩20克就能解决问题，第二年就得50克，第三年70克，第四、五年就得换个牌子才管用。有时用多了，我们自己都感到害怕。”一位种粮大户告诉记者，有些人甚至采用一些“偏方”，通过为成熟稻谷喷洒剧毒农药，来缩短粮食晾晒时间，减少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