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实行“一国两制”，根本原因还在于，几十年形历史下来形成的村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习惯与传统，内部的治理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有资源上的支持。而合村后的大村的干部作为“外人”，不熟悉村庄内部的话语及各种关系，对村庄的资源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就不存在插手的可能。

　　从老村的治理来看，一两名村干部很多事情应付不过来，村干部于是想了一些变通的方法。一种是所谓的“聘请制”，比如玄村现在只有一名村委委员，实际上是玄村的主任，因为财务必须要另外有人负责，于是就聘请了老党员也是岔村的支委刘喜杰为会计。另外从老百姓角度看，合村给百姓办事增加了成本，比如双村合并的朱家村离村部太远，朱家百姓办事就不太方便，由一级政府变成办事员，有些村长的事情就办不了了。

　　合村并组将近十年过去了，再来观察当初的这场改革，其中的弊端看得越来越清楚。作为亲身经历这场改革的基层干部对此亦有反思，S镇的人大主席就感叹道：“上面按照地域、人口指定要缩掉几个，有的乡镇没有照着办就算了，我们严格按照着办，这我觉得是一种失败。”就我们看来，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还仅仅停留在政策本身的层面，它还没有触及到政府此类改革后的逻辑——即一种官僚化的改革思维。从法律上讲，村民有自治的权利；从文化上讲，村庄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因此，政府以一种精简政府机构的模式合并村庄并没有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