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草原畜牧业的核心问题，是协调稳定的畜群规模和波动的草地产草量的关系，以及各块草地适宜放牧的季节的差异

　　在历史上，牧民通过游牧来协调不稳定的草地产草量和稳定的畜群规模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游牧已不是协调这种关系的惟一措施，新增措施包括补饲、建暖棚、接冬羔和秋季出栏育肥畜等。从趋势上看，由于草地产权界定到户有利于增强牧户激励、实现外部性内部化、制止产权侵犯行为和形成明确的预期收益，所以随着牧户平均经营规模的扩大，以产权划分和围栏方式将特定草地和特定牧户对应起来的适用范围会逐步扩大。然而，目前这种做法还不具有普适性。

　　草原的社区成员具有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传统。他们关系紧密，便于监督和制止搭便车行为，采取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较低，这是社区草地采用共有共管的产权安排的重要原因。社区草地共有共管是利益相关者协调利益、减缓冲突和合作共赢的基础，是将草地利用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的途径，是提高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举措。这是社区草地共有共管具有悠久历史的重要原因。

　　2.产权界定方式不当是我国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利用的效果相对较差的重要因素

　　（1）产权界定单一化。草原产权界定的对象可以是地块，也可以是放牧权。界定放牧权与界定地块相比有三个优点：一是有利于维护社区成员在草地利用上相互监督的机制。二是有利于形成制约产权侵犯的集体行动，即界定放牧权下的产权侵犯是牧户挑战牧户群体，而界定地块下的产权侵犯是牧户挑战牧户。三是有利于开展草地流转。即放牧权流转比草地流转更灵活。然而，我国几乎采用了单一的地块界定方式。

　　（2）围栏范围扩大化。围栏的主要功能是消除草地利用纠纷。围栏的正面效应是相对稳定的，而负面效应会随着围栏密度提高而增大，所以围栏不宜扩大化。然而，我国的草地围栏有扩大化的倾向。一是围栏由解决草地纠纷的措施扩大为界定草地产权的措施，即不管草地是否存在产权纠纷，均采用围栏措施。二是围栏由社区本位扩大到牧户本位。

　　（3）草原生态破碎化。高密度的围栏切断了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限制了野生动物取食范围和交配条件；阻隔了畜群的饮水通道，加大了牲畜饮水困难，增加了牧户的放牧成本。

　　草地分到户除了模仿农区分地到户的经验外，接受哈丁提出的“共有地悲剧”的假说也是重要原因。“共有地悲剧”是指：如果草地共有而牲畜私有，过牧的收入归牧户、过牧引发的草地退化损失由社区内牧户共同承担，则所有牧户都会追求家庭收入而忽视过牧对草地的破坏，直至草地破坏到社区内的牧户都无法放牧的地步。

　　虽然从理论上讲，私有化是资源产权安排的重要选项，但并不是唯一选项，更不能把资源产权私有化等同于产权配置优化。资源产权安排与资源特性有关。一是可分性。可分性弱的资源适宜界定给社区，如草地、湿地。二是战略性。战略性资源的产权适宜界定给地方政府或国家，特别稀缺且分布高度集中的战略性资源应界定为国有，如稀土资源。三是外部性。外部性特别显着的资源应界定为公有，如生态环境功能极为重要的森林、湿地、草原适宜划为自然保护区。

　　3.改革我国的草地畜牧业现有政策

　　（1）开展放牧权试点。以草地放牧权替代草地承包权有以下好处：一是控制社区的放牧总量要比控制每个牧户的放牧总量简单。二是放牧权流转比草地流转更灵活。三是有利于解决围栏过密化导致的草地生态破碎化问题。四是放牧权管理便于同草地资源的红线管理相协调。生态红线约束下的放牧权和实际放牧权之差是要削减的放牧权。政府（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可以生态补偿的方式将拟削减的放牧权买下来并不再使用，进而将过牧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压力消除掉。

　　（2）改进围栏方式。围栏是消除草地产权纠纷的重要举措。然而，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确保围栏的正面影响显着大于其负面影响，一方面应优先用协调措施替代围栏措施，以尽量降低围栏的密度；另一方面要引导放牧权流转，使牧户的草地经营面积达到围栏的最低要求。

　　（3）恢复草地共管。草地共有共管，是建立社区内和社区间合作和协商机制的基础，是同时满足草地权属稳定性和放牧地有弹性这两个要求的基础，也是确保牧户的行为不损害社会利益和其他牧户利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