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农业现代化的变革之声

　　从宏观角度讲，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最主要的是需要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推进器和发动机，中国连续30余年的高GDP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农村的发展则明显滞后，成为需要城市和工业进行反哺和支持的对象。衰落和凋敝的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壮大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化图景。简而言之，农村社会的变迁与瓦解、农村经济的相对滞后均需要放置于城乡关系之中来进行再思考。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正轨，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毫无生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城乡一体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阻碍了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只有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放开城乡生产要素，城乡差距才会有望缩小，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

　　具体来说，主张放开城乡要素的言论可以拆分为两点，一是认为目前农业经营的组织方式存在效率低下、无法实现增产增收的缺陷，只有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特别是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场，才能够实现农民增收、农业致富；二是认为农业生产要素亟需实现市场化配置，农村的土地富含财富，通过市场化运作，农民可以获得进城资金，城乡差距因此得以缩小。实际上，前者涉及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问题，后者则涉及到农村生产要素方面的制度变革，属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范畴，两者合并起来，实质上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

　　当前，主流的城镇化战略和三农政策主张认为，既有的小农生产模式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只有通过上层建筑的变革，农业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张力才能得到缓解。总体来看，这些言论可以被称之为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这种主张在实践中也有较大影响。

　　归结起来，当前农业现代化的变革之声在对国情、农情的判断上具有高度趋同性，最基础的首先是，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城市资源向农村的输送和农村资产要素的市场化变现，由此导致了农村相对于城市的落后，这里实质上是城乡关系的性质判定问题；其次，是对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经营模式的误解，认为传统农业无效率，无法使农民致富，是农业现代化需要消灭的对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发展或者说推进农业现代化中的真正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是农业经营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对于上述问题，下文将逐一进行讨论和辨析。

　　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与农业现代化的“小农”道路

　　囿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城乡在客观上所形成的经济社会差距，政学两界几乎都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障碍，并主张积极推行城乡一体化，以化解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权利贫困论认为，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权利的贫困，而农民权利贫困是由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权利贫困论虽然站在所谓人权的制高点上，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农村问题的深入理解，农村的问题不在于抽象的权利，而在于农民拥有在乡村之间往返的权利，这应该是农民最大的人权。市场理论认为，“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生产要素太过分散，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城乡一体化恰好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集中利用，在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民就业。农业现代化理论认为，中国传统农业一定要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因此农村的土地制度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通过农民进城、城市资本下乡，实现城乡一体化。

　　实际上，城乡二元结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发达国家有能力从发展中国家吸取资源，有能力将内部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讲，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权利贫困论、市场理论和农业现代化理论眼中，城乡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有效推进现代化的体制性障碍，这实际上反向证明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

　　（一）剥削型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