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宅基地首先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宅基地最基本的制度特征有两点：第一点，必须是本组织的成员，才可以在本组织申请宅基地，比如，城里人到了农村，怎么给宅基地？获得宅基地是一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

　　第二点，宅基地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保障性住房制度。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民的住房都是保障性住房，进不进市场？怎么进市场？这是个大事。目前城里也有保障性住房，也不是都可以进市场的。

　　《财经国家周刊》：宅基地制度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它形成于人民公社时期，距今已经有60年历史。目前我国法律仍然明确规定宅基地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因此销售宅基地属不合法行为。宅基地制度未来该如何改革？

　　陈锡文：宅基地制度改革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城镇化后，农民失去了宅基地，住房如何保障的问题。二是不在城镇化范围内，如何确保农民的宅基地权益不受侵犯。

　　如果城镇化后，把村庄并入城市了，农民原来的住房没了，城镇化过程有责任有义务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但是，如果城里人想到农村买房，至少是第二套闲适用房。这样做既违背城镇化规律，国家资源也支撑不了。

　　宅基地不应上市销售，这既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对经济规律的遵从。但是今后宅基地也必然改革，但无论如何改革，农民住房、农村发展都应该首先得到保护。

　　随着城镇化建设，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我们要研究新的制度，但这个制度必须保障农民继续有房住，但不一定是一户一家顶天立地了，也可以是公寓楼。

　　惠农支出

　　《财经国家周刊》：“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难题，为了更广泛地保障和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惠农支出。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有人担心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会影响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投入。惠农支出是否会有变化？

　　陈锡文：国内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的增长也进入新常态，过去财政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每年都拿出不少钱来用于各个方面的支持和补贴。2003年，国家的“三农”开支是2300多亿元，2014年对“三农”的总开支达到了13700多亿元。

　　关于“惠农支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很清楚，财政再困难，惠农政策不能削弱只能加强，支农资金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去年财政虽增速减缓，但绝没有到拿不出钱增加农业投入的程度。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一号文件提出把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方式之一，要保持农业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并继续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等政策。在新常态下，涉农补贴应该如何提高补贴效率，让真正需要补贴的人群受益？

　　陈锡文：农产品目标价格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它是一个“带电作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让粮食有大的起伏，不能让农民收入减少。

　　WTO成员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受到WTO规则的约束，当下我们在农业某些方面的补贴已到达了8.5%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