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农民工外出打工长距离迁徙、长时间不能与家人团聚，这也是相当大的一个社会问题。中西部的大量农民工要迁徙很长的距离才能获得就业机会。由此造成了每年年初、年末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民工潮”，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交通成本、社会成本。除此之外，农民工长期不能回家，造成夫妻分居、父子分离，它给数千万农民家庭带来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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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与发展区域失衡导致城镇化质量难以快速提高

　　主持人：现在很多农村农民盖起了新房、道路实现了硬化、有线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也都兴建起来，但是仍然有大量农民选择离开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成为“留守村庄”、“空壳村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农村越来越留不住人？

　　嘉宾：城镇化、工业化并不一定都要把农民赶城市里去。农村在农业的基础上，顺其自然地发展相关加工业和生产、生活服务业，就可以释放一定的就业机会，实现就地的城镇化、就近城市化。同时，还可以带动当地县、镇的一些城镇元素，如住宅、道路、学校、医院、公园、网络、金融等的发展。

　　但可惜的是，这种积极的景象并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制约农村发展和就近城镇化的因素依然存在，城镇化质量难以快速提高。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农村的加工业、服务业难以蓬勃地发展起来，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同时由于集体经济的弱化、村庄财政的枯竭，农村的公共环境陷入凋敝状态。在一些村庄的农民生活更加不便，导致青壮年劳动力逃离村庄。

　　另一方面，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实践中难以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镇的充分支持。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首先投向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由此使得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锦上添花。而在我国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城市以及市、县、镇地区，则投资偏少，投资环境恶劣。很难吸引外部资金、技术，发展和繁荣本地产业。

　　由此导致我国劳动力充沛供给地区与劳动力就业所在地区的严重不对称，数千万农民工不得不离乡背井。

　　反过来看，让农民实现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是一种比较文明的城镇化方式，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更小的城市化路径。而且不一定就没有效率。城市化不应该让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长期以家庭分裂为代价。而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至少能够保证大多数农民工每天都有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这对于提高农民生活幸福度，建设和谐社会非常实际、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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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镇和农村两个场域为就近城镇化创造条件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了就近城镇化是解决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问题的重要方面，请详细谈一谈如何实现农民工就近城镇化？除此之外，我国在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嘉宾：我们提到城镇化，往往会认为只有把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之中才算是实现了城市化。但实际上城镇化的核心是就业的非农化。即就业的性质是工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农业。实际上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庄内部纯农业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而加工业、服务业的比重会不断上升。加工业和服务业起来之后，本身就可以释放一些就业机会。农民可以通过建立合作社等方式，长期稳定地、兼业地从事这些工作。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相应的城市元素便会在村落内部、及附近中心镇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农民在村庄里也可以平等地获得很多城市化元素。例如，台湾的很多村民他们并不直接从事纯农业的生产，而是从事于农产品加工、旅游服务。他们也在农村建起来了现代化楼房和一些生活配套措施。比如说一些小型超市、电信、学校、医院等。这与农业的发展、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其他的一些城市元素都可以在村庄里面建立起来。让村民完全能分享现代化的各种成果。这说明，村、镇的城市元素的发展、普及，完全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就业和城镇化问题。

　　推动我国农民工的就近、就地城镇化，首先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改善上要满足城市化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的要求。要以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作为未来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各级政府在安排基础设施投资时，要更加注重投资的公平性。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内陆城市建设投资力度，改善其投资环境。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要进一步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县、镇、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为县、镇、村的加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引导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