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粮食直补等农业补贴惠农政策，这些政策对鼓励农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是当务之急。”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委员会主任杨玉成表示，“尽管近年来粮食价格上升，但农业比较效益低，粮食价格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幅度，种粮农民期盼‘粮价高一点、补贴多一点、农资稳一点’。”许多委员也赞成他的观点。“如果还是按传统农业方式应对现在的‘三农’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一语中的。

　　让农业补贴政策激励效果更加显着

　　杨玉成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能繁母猪饲养补贴等为主的专项生产性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政策相结合的综合性粮食补贴政策体系。”

　　“由于粮食补贴标准低、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规模小、部门多头管理、补贴政策目标不清晰、监管职责不明确、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对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的功效逐步减弱。”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甘肃省主委郭层城呼吁，应强化农业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使其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我国亦不例外。”柯炳生介绍，我国从2003年开始，建立了农产品四项补贴和价格支持的政策体系，但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补贴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显着减弱；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却全面高于进口产品的价格。“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进口，同时国内产品出现卖难，国家库存大幅度增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进而导致国家库存补贴大幅度增加，不堪重负。”他说。

　　种粮补贴要补给种粮的人

　　“种粮农民只要有承包地，不论种什么、种多少，甚至不种，都可以享受粮食补贴。这种方式会使农民认为补贴资金是政府对农民利益的补偿，是对承包土地的普惠政策。”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陶夏新观点鲜明地表示，“一句话，粮食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应该是种粮农民，种粮多的多补贴，种粮少的少补贴，不种粮的不补贴，促进农户扩大粮食规模经营，推动粮食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实现粮食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益。”

　　“改变目前‘按地补贴’的做法，粮食直补与农资综合补贴应尽快实现补贴与种植面积挂钩，确保政策与发展粮食生产的激励目标相一致。通过专项检查、定期督查等形式，对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解决，确保农业补贴真正用到实处。”郭层城建议。

　　“另外，应加大对产粮大县的扶持力度。对产粮大县应有一定的政策倾斜，让产粮大县少吃亏或不吃亏，保护好各方面抓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杨玉成建议。

　　“让补贴与价格分离”

　　“目前，我国农业补贴领域存在诸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农业补贴立法严重滞后不无关系。迄今为止，我国农业补贴尚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应积极开展农业补贴立法工作，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制定农业补贴基本法，以保证农业补贴政策规范有效运行，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杨玉成认为。

　　“2014年，我国开始改革价格补贴方式，对大豆、棉花试点目标价格制度，政府不再直接收购，让价格随行就市，再补贴差价给农民。”柯炳生认为，“无论是现在作为政策主体的托市收购，还是作为改革方向的目标价格补贴，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价格关系，使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翻版表现，是无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要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让补贴与价格分离。”

　　柯炳生表示，按土地面积补贴不仅补贴效率高，还可以让市场价格信号指导农民，更科学合理地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我国土地面积紧缺，合理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是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大豆、油菜籽等，生产其他高亩产或高附加值的产品，例如玉米、蔬菜和水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