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势必在土地上进行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尝试。其实，全国大部分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圈地，本来就不是为了种粮食，而是要种高价经济作物，甚至是为了发展观光农业，搞房地产业。

　　工商资本通过圈地发展观光农业，目前已是全国省会城市周边农村的普遍现象，这不是好事。奇怪的是，全国地方政府似乎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都在支持，甚至动用财政资源进行支持。

　　工商资本的非农化方向肯定是不对的，非粮化问题很大。问题还在于，工商资本将流转进来的土地非粮化，仍然风险很大，因为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投入大，而且市场风险尤其大。全国经济作物价格剧烈波动，碰上波峰赚钱就好，碰上波谷，一次亏本，几年无法赚回。从我们调研来看，工商资本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同样风险极大。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工商资本破产的几率远远大于从事加工制造业的资本。

　　用高租金向农民租入土地的工商资本一旦破产，就不再有能力支付土地租金，可能跑路。一旦工商资本跑路，农民唯有找地方政府。因此，工商资本大规模流入土地可能导致社会风险。

　　四

　　工商资本当然很清楚进入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风险，但工商资本之所以愿意进入，一是有非粮化甚至非农化的打算，二是希望借此获得国家支农资源的支持。从我们调研情况来看，全国工商资本进入种植业，普遍可以获得各种政府支持的项目甚至财政现金投入。成都市规定，凡是流入耕地超过1000亩的，地方财政每亩补400元，规模越大，补得越多。这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国家的各种支农项目都异乎寻常地密集进入工商资本所经营农业中。

　　工商资本下乡获得资源的能力，首先来自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的风险与脆弱性。从调研所获情况来看，工商资本种田，几乎年年季季受灾，因此尤其呼吁农业保险，而农民种田，受灾几率要小很多。原因是农户是种自己的田，可以灵活使用劳动力。工商资本雇工经营，很难有效应对自然风险。国家过去几乎没有农业保险，现在工商资本种田，农业保险支出迅速飙升。

　　工商资本为了降低风险，就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向地方政府请求支持，从而将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农业支持资源流入到工商资本。进而，工商资本借种田而与地方政府官员形成了利益输送与利益结盟，这样一种资本与权力的结盟，会极大地影响自上而下农业资源的使用，并几乎必然会导致权力腐败。全国工商资本下乡，都几乎得到了与其贡献完全不相称的资源投入。这不是偶然的。

　　五

　　当地方支农资源主要服务于工商资本下乡，服务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2亿多户小农所急需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可能就得不到有效维护，从而导致严重问题。

　　当前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有两种人群，一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一是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老年人从事农业种植，采用新技术的能力比较差，但种田认真，可谓精耕细作，因此粮食亩产都很高。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人可以通过流入进城务工邻里亲友的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种流入土地的租金一般都很低，有适度规模经营，他们就可以获得较多农业收入，甚至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种经济收入主要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就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农民”，这部分“中坚农民”对新技术敏感，又精耕细作，其粮食亩产同样很高。正是老人农业+中农，使中国用占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此外，在大量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面，农村留守老弱病残加上“中坚农民”，就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这一结构，使当前中国农村仍然保持有良好的秩序，包括生产秩序。

　　相对来讲，资本种田，雇工经营，必是粗放经营，其粮食亩产远低于小农，若全国都由资本来种粮，占世界8%的中国耕地肯定是无法养活占世界20%的中国人口的。而若由资本来种田，在资本种田土地上留守的农村老弱病残是不可能与资本形成稳定结构的。我们调研发现，凡是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都容易与留守农村老弱病残发生冲突。外来资本与留守老弱病残不仅仅是缺乏有机联系，而且必然相互不信任，甚至利益直接对立。中国目前仍然留村的7亿农村人口进城必是一个缓慢过程，资本下乡，排斥农民，又与农村留守老弱病残无法共容，就造成农村社会的严重不稳定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