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条红线的划定，既能够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又防止有人借改革之名损害农民及国家利益，让稀缺的土地资源为国家及农民增加更多的产出与效益。

　　我国农村的土地被划成“三块地”，第一块是承包地，第二块是宅基地，第三块是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安身立命之本，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土地作为稀缺资源其价格不断上涨，故此农村土地在不少地方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唐僧肉”，从而想方设法从中攫取私利。

　　土地是最稀缺的农业资源之一，因为一旦占用以后很难再增加了。如何把农村的土地管好，在改革中求发展，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以及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为何要划出这三条红线？在推进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怎么保证？改革如何才能做到有序稳妥？分析如下：

　　坚持土地公有制是国情的必然选择

　　有关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前些年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实行私有化。但这个观点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者中一直有争议。原因很简单，有一套理论，但凡“涉公”的基本上都被钉在耻辱柱上，而“涉私”的基本上被认为是“高效率”。在发达资本主义人均资源得天独厚的背景下，有其正确的一面，但用这个理论来套我国，显然很不合适，也是水土不服的。

　　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结合我国的国情，采取拿来主义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理论。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公有制其实已进行了大幅度的制度演进，早已不是西方所说的“公有”，它对这个“集体公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既摒弃了原来公为大的不利一面，把集体土地充分授权给承包地的农民，把农民的承包权界定为财产权，其实也是一种准所有制，不准集体乱收回农民的承包权。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三权分置”，即增加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这个经营权利是可以抵押、出租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主要是防止这个私有权被滥用。

　　比如台湾的土地是私有的，但近年来出现的农地悲剧也是可惜的，即那些早已离开农村到城里去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在农村的土地，不是因为他们对土地有感情，而是看中其增值，就如同目前买房囤房炒房的地产者。他们不好好耕种，或者懒种，任凭极为稀缺的土地去低效率运营，台湾因此陷入农地悲剧。所以保留集体公有制的一些权利，在土地被滥用时可以有被收回的可能，这种威慑在我国农地极为稀缺的背景下，应该有其合理的一面。

　　我以为，其实我国土地所指的“集体”，也就是西方的社区概念，强调社区成员的共同权益而不是片面强调个体的权利。在我国保留社区成员的所有权，让社区成员的集体权益不致被个体所侵犯。在人多地少的国家，是有其合理存在的基础。

　　耕地红线不能突破防止农地非粮化

　　近年来土地流转速度大大地加快，准确来讲一部分是被人为地推快，大量的工业资本下乡，其经营成本比起小农要高出不少。所以出现为数不少的危险案例。一些商业资本为了寻求资本高回报，打各种擦边球，醉翁之意不在酒之事经常发生。不少地方把农村的土地以农业开发名义占用，然后以种种名义，用于非农开发。以农业之名流转到的农用土地之后会被以各种名义的生态大棚、休闲旅游等非农建设挤占，最后可能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前几天一位记者在湖南调查，发现一家企业以农业之名租到的3000多亩地，刚过了两年就已办出500多亩的非农用地，还准备搞高尔夫球场。如果不去明令禁止，这样的案例不知要发生多少。

　　农村土地流转既要放活，但也要扎个笼子，就是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基本农田。《意见》提出要以用途管制为抓手，提出四个“严禁”，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

　　四个“严禁”包括：严禁借土地流转之名违规搞非农建设，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设或变相建设旅游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别墅、私人会所等，严禁占用基本农田挖塘栽树及其他毁坏种植条件的行为，严禁破坏、污染、圈占闲置耕地和损毁农田基础设施。坚决查处通过“以租代征”违法违规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坚决禁止擅自将耕地“非农化”。国家正在制定永久基本农田制度，以防止被流转的土地非粮非农化。国家通过土地用途管制来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