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创立与发展既需要具有奉献精神和崇高理念的先驱者、思想家，也需要善于经营的合作社企业家。制度框架本身不能创造出成就，绩效还是要靠人来实现。如要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就需要一批富于献身精神、长于市场竞争的合作运动的实践者。合作社的领导人要同时具备合作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既要有合作理念，又能适应市场竞争，也就是俗话说的“好人”加“能人”。没有优秀的合作社企业家，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社。能否培养一批合作社企业家，提升合作社企业家群体的素质，引导他们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奠定中国农民合作社下一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

　　三、充分保障农民社员利益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合作社社员的合作理念的形成以及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意识的养成与他们和合作社资产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度有直接关系。近年来，一些农民合作社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现代农机合作社实行以土地分配为主，国家投资收益平均量化及公积金记在个人账户等同投资，做到“未分配盈余为零”和没有“无主”财产 ，建立了清晰的产权制度，保障了农民社员的利益，促进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广大农民社员明晰合作社产权的强烈愿望有理论依据、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以及法律依据：第一，理论依据。合作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合作社的集体积累中，不可分割的资产比例越大，脱离社员控制和监督的财产就越多，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距离就越远，最终的结果是社员不再关心合作社的发展。有的国外合作学者认为，最好的合作社是剩余为零的合作社。第二，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是中国农民积几十年的惨痛经验，深知无主的资产最容易被人拿走，归大堆，同时无主的资产也最容易滋生腐败，成为领导人不受约束地控制和随意使用的资源。二是合作社允许社员自由退出，但在退出时，除了他拥有的股份可以返还或转让外，如何认可他在社期间对合作社所做的贡献，也就是合作社的资产净值他有没有份，有多少份额？如果认可退社社员对合作社发展壮大所做的贡献应获相应的回报或补偿，就应使所有的合作社资产都有主。三是合作社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有新社员加入，如果有一部分产权模糊的资产，这就意味着新老社员对合作社的资产净值享有同等的权利，而这种“人人有份、人人又没份”的权利不利于进一步调动老社员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新社员的创业。四是合作社如一旦合并或清盘关闭、停止营业，不可分割的公共积累部分必然会成为矛盾的焦点。第四，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显然，该法的规定是以合作社资产全部量化到社员名下、合作社剩余为零的理论为依据的，这就为合作社明晰产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四、正确处理政府扶持与合作社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社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合作社发展的异化。各级政府官员传统的政绩观和考核晋升机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必然会扭曲政府与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在发展农民合作社尚未成为主要政策导向时，各级地方官员对合作社漠然待之，任其自生自灭；当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时，各级地方官员又表现的过度热情，甚至以搞运动的方式定指标、下任务，揠苗助长。

　　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农民作为所有者主体的合作社很难发展起来。政府要作为第一推动力，使合作社度过艰难的起步阶段。但政府的过度扶持又会损害合作社自身发展的主动性。实践中，地方政府在鼓励和倡导创立合作社时，往往给合作社提供许多优惠条件。其结果是，合作社的创办者往往不是从最初的理念出发，不再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之类的目标，而是将合作社视为获取政府拨款和优惠政策的名目。实践证明，一些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出台，往往是一些强势集团或个人能够最先掌握信息，先知先觉，抢占制高点，改头换面，挂羊头卖狗肉，来先手利用政策的优惠措施，这是合作社异化的根本原因。在龙头企业领办和大户领办的合作社中，当政府资金和优惠政策注入时，如何防止和避免出现“精英俘获”的现象，使普通农民社员也能从政策优惠和扶持项目中受益？在目前形势下，建立示范社或规范社的名录，普及合作社财务管理软件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并结合实地考察及抽查对列为规范社或示范社的合作社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管，让不合格的合作社限期整改或退出，这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