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典型

　　面对真正名副其实的农民合作社并不多这个现实，笔者虽有些沮丧，但还是希望能够在真实世界里发现真合作社这类“稀有”之物，好展示给学术界。为此，笔者（两位农民合作社的研究者）于2014年初在四川多地进行了考察，令人满意且意外的是，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了两个真正依法规范办社的农民合作社典型。三台县的“青龙生猪养殖合作社”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

　　“青龙生猪养殖合作社”位于四川省三台县刘营镇青龙村，该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4月，初始社员23户，2009年发展到213户，近两年社员数量稳定在328户。

　　该合作社满足上述真正的农民合作社的两个基本条件，即保持了农户家庭经营，合作社盈利最终为全体社员分享。按照会计原则计算，该合作社约有70%的可分配利润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二次返利”，不过，他们的“二次返利”做得非常巧妙，并且简单易行。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合作社将购进仔猪和饲料的价格差（社员从合作社购买的价格比市场价约低10%）直接留给社员，对于养殖大户（200～300头生猪）来说，仅一年饲料价格差就形成约4～6万元的“返利”收入。二是合作社将生猪销售价格差（合作社用“青合牌”品牌销售生猪比普通市场价约高5%）直接留给社员。销售价格差所形成的“返利”收入，在生猪行情好的时期直接提升了社员的收入水平，而在生猪行情差的季节则起到了减少亏损、稳定生产的作用。生猪行业的显着特点是季节和年度行情波动较大，只有在市场低迷时“扛”得住亏损，才可能在行情好的时期取得较好的盈利。

　　根据我们的调研考察，该合作社成功运行有四个条件：

　　（1）社员的合作意识很强。2007年上半年，生猪行情低迷，该村的养殖大户普遍亏损。时逢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于是，养殖大户们商议组建合作社共度难关。可见，他们有明确的“报团取暖”、合作做大、共谋利益的合作意识。

　　在我们的考察中，该合作社理事长多次提到，“合作做大”后，就有了市场谈判的基础和资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众多的饲料商和生猪批发商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可以从中优选合作伙伴，并取得价格优势，而那些商家也会主动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例如，饲料商先期提供“试养”饲料，并接受“试养”结果；饲料商主动提供免费的生猪防疫服务，因为只有养殖规模不减，他们的饲料销售才不会减少。

　　该合作社对“合作规模”有自己的真切体会。没有规模就没有谈判地位，但规模过大，超出了自己的管理能力，也必然带来效率和经济上的损失。所以， 2012年以来，尽管还不少养殖户要求入社，但合作社却不再扩大社员数量。显然，保持与管理能力相适应的“合作规模”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当然，该村合作意识强也有其地理、环境和社区文化等原因。该村地处相对封闭的山区（出山硬化路面近年才修通），村民往往需要通过社区内部关系获得信息和帮助，因而村民内部交往频率较高。由于生活艰辛，人们需要相互帮助，经过长期反复博弈，逐渐克服了投机冒险的机会主义倾向，最后形成了敦厚朴实、注重声誉的民风。这明显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和信任度，自然有利于增强合作意识。

　　（2）有一个“乐于奉献”的管理团队。该合作社管理人员自建社以来从没有在合作社领取过报酬。当笔者问及“能否持久”时，理事长解释说，他们的管理团队都是养殖大户，其合作收益最大，例如，仅饲料进价差每年就有约6万元收入，这比普通就业岗位的薪水要多，而且能够长久。所以，合作社管理成员都把管理职务看成是责任，并且都能尽心尽力地尽职尽责。该管理团队的这种奉献精神得到了社员和本村村民的认可，合作社成立第3年（2011年），该合作社理事长当选为该村村支书。

　　从理论上说，所谓“乐于奉献”是大户与小户之间“智猪博弈”的结果。所谓“智猪博弈”，是经济学中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是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小猪选择等待“搭便车”，大猪选择按控制按钮。这是因为，双方博弈的结果显示，大猪选择行动、小猪选择等待时，双方的净收益都最大。在该合作社中，对于大户而言，他们与合作社的交易量比例大，因而能够从合作社获得更多的服务，分享到更多的合作剩余，获得更大的回报，因此他们更有动机、也更愿意付出额外成本（时间、精力和资金等）去组织农户之间的合作、领头创办合作社。对于小户来说，组织农户合作、创办合作社的潜在收益较少，不足以弥补所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没有组织合作社的动机，而选择被动等待，即等待大户创办合作以后再加入其中，是他们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