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不同地区粮食的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比如，印度旁遮普邦用不到印度3%的耕地生产了印度19.5%的小麦、10.3%的棉花、11%的水稻。中国地处温带和亚热带，土地相对肥沃，粮食生产条件较好。按《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国远期粮食产量在7亿吨以上，而《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和人口承载量》的估算超过8亿吨。即便7亿吨的保守估计也比2012年6.02亿吨的粮食产量高出16%，远超未来人口增长的最高估计幅度。即使现在就全面放开生育，并幸运地把中国未来生育率维持在2.0以上，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也不可能超过14.5亿，与现在相比增加不到7.1%。

　　其实，推动粮食生产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需求，在世界各地，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如下图所示，在过去50年内，不同国家的耕地亩产总体上都在上升，而中国的亩产到目前也只有发达国家85%左右。但或许因为需求的压力趋缓，中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1980年代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占70%至80%，但在中国仅占45%（张利庠、纪海燕，2007），这也印证了中国在粮食单产上还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

　　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从1999到2011年，累计退耕还林达4.34亿亩，这当然体现了对环境的重视，但也说明没有耕地不足的危机。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作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不断攀高，让不少耕地处于抛荒或耕种不足的状态。农业部长韩长赋在2011年表示，中国盐碱地中还有2亿亩有农业利用潜力，通过治理可以达到中等农田的生产水平。中国因矿产开发等人为破坏废弃的土地约达2亿亩，70%是耕地和其他农用地，其中不少可以复垦。按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分类，农用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中国的农用地面积全球第一，是巴西、俄罗斯的两倍，印度的三倍。人均农用地面积远高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草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而世界平均只有1.5倍（中国科学报，2012）。丰富的草地让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发展草地农业、提升饮食水平、保障食品安全。

　　那么城市化是否会占用大量土地？实际上，城市的占地面积比一般人的想象的要少。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约300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总和为3万多平方公里，仅占国土面积的千分之三，相当于耕地面积的2.4%；即使把现有城市面积扩大一倍，其对耕地总量的影响也有限，何况受影响的土地很多并非是耕地。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要高于农村。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农村的1/4；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节省土地，只是当前的城市化并不充分，没有将农村人口从土地上完全转移出来。

　　总而言之，中国的耕地和潜在粮食生产能力足以应对全面放开乃至生育之后的人口变化。虽然耕地够用，但减少人口难道不能提高粮食的安全冗余吗？这种观点也不对。粮食安全危机来自供应而非需求的改变，即使在超高生育率下，人口自然增长一年最多百分之几。若供应不变，需求多百分之几不会饿死人，所以饥荒一定是由供应突然减少所致。人口众多，粮食正常供应量也大，更容易应对供应波动，也就更不容易发生饥荒。历史上的大饥荒都与信息不畅，交通不便或管理不当有关。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改善，世界发生饥荒的大都是偏远，人口稀少或者相对封闭的地区。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更有条件保证粮食供应的稳定。

　　中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粮食自给率始终稳定在90%上下，谷物在95%以上，粮食储备是年消费量30%以上，是世界平均2倍，远高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建议的18%的安全线（虞国平，2009）。中国每年酿酒消耗0.2亿吨粮食，粮食储存每年可避免的浪费也有0.2亿吨。两项合计0.4亿吨都可养活1亿人，说明中国粮食供应有较大的安全冗余。而即使鼓励生育成功，按最乐观的估算，人口峰值也不会比目前多出1亿人。

　　尽管人口众多未必增加饥荒的风险，却可能拉低人均粮食拥有量而导致长期营养不足，这也是宋健等人当年倡导一胎化的主要理由之一。但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人均产量总体上在稳步增长，现在的营养摄入量基本上是足够的。 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2009年的数据，除了奶类之外，中国在所有食品大类上的人均供应量都高于世界平均；与美国和欧盟相比，中国在谷物、蔬菜、蛋类和鱼类的人均供应量方面更高，但在水果、肉类和奶类方面则较低。从下表可看出，中国在能量、脂肪、总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等每一项营养指标上都高于世界平均；除动物蛋白质外，中国在其他指标上也都高于日本。根据卫生部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城市居民的禽肉和油脂就消费过多，营养过剩引发的慢性病如肥胖、脂肪肝、糖尿病等发病率都在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