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在于必须提高在世界粮食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来强化国内粮食安全

　　美国为什么即使在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也要用巨额的财政补贴亏本地生产廉价的粮食来出口，同时还用巨额的财政补贴维持着大面积的 休耕土地？只要确保了粮食高生产能力，美国一国就控制了当今世界粮食市场的供需总量，通过减少或增加粮食出口量就主导了世界粮食市场的走向。由于袁隆平等 农业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国家决策层面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尽管政府对抓粮食生产三令五申，到农民这一层面的中国农 业却成为了“口粮农业”。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解决基本供给为目标，大多属于被动保护与防御战略，尽管这一战略至今保护着中国的粮食安全， 让中国在世界粮食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但作为世界传统的农业大国和粮食生产大国，仅仅定位于确保自己吃饭的“口粮大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中基本没有话语 权，特别是在历次世界粮食危机中，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分享世界粮食市场巨额红利的机会。因此，世界农业大国的粮食安全仅仅定位于“口粮大国”的状况亟待改 变，迫切需要由以解决基本供给为目标的被动粮食安全保障向参与主导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主动竞争转变，由注重农业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向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性战略 的转变。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将必然与国际接轨，粮食安全战略不仅依赖于国内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的增强来掌握“粮袋子”的主动权，而且还依赖于必须提高在世界粮食市场的竞争力来强化国内的粮食安全。只有形成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低成本的生产优 势、高技术与信息化的支撑能力和完善的市场调控机制，提高市场驾驭力，才能保证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粮食市场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作为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农 业大国，中国的综合粮食生产能力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将强有力的粮食生产能力转化为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 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博弈能力，对于增强中国粮食安全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五、中国粮食安全的最终保障要以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相一致为前提

　　粮食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使“无粮不稳”成为中国全社会公共决策的政治共识，但政府采取了多种惠农政策，粮食生产积极性仍没能很好地调动起来， 这关涉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统一性的问题。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同时，一样的投入除了公 平合理的收入预期外，还有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粮食生产的收益，农民就失去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最终要 依靠种粮收益的持续增加来激发，粮食的生产者不能致富，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最终保障。尤其是今天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背景 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空心村”不断增多，耕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 什么要农民牺牲利益来独自承担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责任？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中国是在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中国农民与对农 产品给予高补贴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部进行一场不对等的竞争，长此下去，势必将迫使中国的农民加快放弃种粮的步伐。要确保全球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这 样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前提是要保证农民能够从粮食生产中得到比较效益。必须将“政府要粮和农民致富”统一起来，在实行有效财政补贴政策的同时，更多地使 用市场手段激活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原动力，发挥价格信号的诱导作用，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形成调动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长效机制。其中 原动力就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是政府与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对粮食生产者而言，没有比价格信号更直接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了。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且，如果 无法像欧美那样大规模补贴农民，种粮收益应主要依靠市场价格，价格才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根本。粮食最低保护价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才能发挥价格信号对资 源配置的诱导作用？粮食最低保护价的确定，应该取决于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其上涨的幅度、技术和资金投入所取得社会平均利润及其通 货膨胀的幅度等市场因素。目前的粮食最低保护价，关键是未能反映市场价格因素的动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