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谷物的自给率接近98%，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着许多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需要我们审慎研究。

　　第一个挑战，是国际粮食价格对我们的天花板效应。

　　目前我们国内粮食的价格是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比如谷物，国内价格比国际价格高10--15%，也就是每吨比国际市场价格高600--800元，肉类的价格，更是国际肉类价格的两倍。可以说虽然我们的粮食丰产，但生产成本高，效益低，和国际谷物商品相比在价格上没有优势。

　　虽然我们目前对国内粮食实行关税保护，对进口超过配额的部分征收关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价格的劣势问题，但是，鉴于国内粮食生产的成本还在持续提高，经测算，再过5--7年，目前的关税水平就将不足以维持国内粮食的价格优势，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使用了关税保护，国际市场的价格依然会低于国内的价格。

　　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主要由于两点原因，一是物质投入成本的上升，一是服务价格的上升。去年，我们每亩土地的净收益是682元，这里面还包括农民自身劳动力的报酬部分，这个收益水平，比前年下降了2.4%，而各项农业服务的价格，却提高了8--10%。682元这个净收益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农民在一亩土地上一年365天的收入，只要在外打工5--7天就能挣到了，农业的机会成本这么高，大大不利于农民在农业上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个挑战，是国内农业补贴空间日渐缩小所产生的地板效应。

　　上面我们讲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没有优势，那么能不能通过农业补贴的方式将差价补给农民呢？——恐怕很难。

　　因为我国加入了WTO，关税总协定里规定我们直接在成本上的补贴，不能超过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已有的补贴水平，已经将近总产值的10%，已经没有补贴空间了。最近外国有些棉商已经因为我们对棉花的补贴额度过高，而开始准备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了，所以说，我们在世贸组织黄箱政策部分的运作空间，越来越小，使得我们国内粮食价格这个地板，越来越高，而上面讲的国际市场价格这个天花板却越来越低，这两方面的压力，使得采用农业补贴等政策性手段解决粮食安全的空间，被持续压缩，效果会越来越差。

　　第三个挑战，是来自环境生态恶化的巨大压力。

　　在1978年，我们每年使用化肥的总量在800万吨，到2013年，每年的化肥使用量已达到5900万吨，农药使用量达到180万吨。而且这些化肥农药，仅有30%被作物吸收，另外70%都通过土壤、地下水等进入了生态系统。我国北方广泛使用的塑料地膜，每年回收的不到40%，剩下有100万吨的地膜碎片留在了地里。可想而知这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是极其巨大的。截至2013年，我国遭受中重度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已经达到了5000万亩，大量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漏斗的有22万平方公里，主要是在华北。这种农业生产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个挑战，是农业劳动力的持续减少。

　　据我们测算，目前还真正从事直接农业劳动的人口为2.4亿，就在这2.4亿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兼业农户。农民收入多元化程度提高，对农民自身来讲是很好的，但这对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业政策，却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转折，第一个是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第二个转折是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首次低于25%。也就是说，由于农业收入在农民全部收入中的比例日渐缩小，我们针对农业给农民发放的政策性补贴，对农民的激励作用是很有限的。

　　第五个挑战，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因素的不确定性。

　　今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也必然将产生很多新的现象和事件。80年代曾经异军突起、繁荣发展的乡镇企业，进入了90年代就已几乎全军覆没，可见外部经济政策环境，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从2001年起，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的增长率就开始逐年降低，也就是说，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人口红利趋近于零。在这样一个新常态下，非农收入没有显着提高的情况下，农业收入增长如果也停滞不前，那么对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必将造成非常严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