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息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影响人类对“发展观”本身的理解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的。

　　在工业化早期，人们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在西方工业文明遭受普遍危机的今天，这种发展观陷入了空前危机。人类不得不考虑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人类自身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资源趋于枯竭、环境严重污染、增长趋于极限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这种旧式现代性指导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克服和超越，必须实现以信息化为先导，用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传统的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增长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发展方式的集约化转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型现代性”作为与旧式现代性相对应的不同的现代性，强调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进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双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就是以新型现代性为理论依据的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观体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就是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片面追求GDP增长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困境，实现发展观的转变，把发展和居民民生问题结合起来，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在经济增长中，彻底扭转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高代价发展模式，实现以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和信息的生产要素化。长期以来，人们基于对农业劳动力的零值劳动力学说，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人口过剩引发起的人地矛盾而形成的“农业内卷化”和低产出发展困境，提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径。这种发展路径受到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困扰。第一，作为发展基础和结果的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环境危机日益严峻已成为不争事实，在脆弱的农村生态条件基础上发展农村工业必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环境危机的恶化。第二，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性发展和农业产值的持续低下。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农村的依附性发展格局，这种差异会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变得更加明显。吉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把“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称为“传统农业”，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方法是更业生产要素，向农业投资。吉尔茨的所谓农业投资并不局限于货币资本和农业机械等资产性投资，而是包括了农业的制度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等要素的复合型概念。通过农村信息化发展，把信息作为新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当中，促使农业自身发展自然是投资农业的重要方式。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固然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所谓“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农村自身的发展问题，农业部门在经济生产中依旧是产出最低的无利可图的行业。要改变中国农业产出率低下的发展困境，必须从农业自身发展着手去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发展的出路是发展农业，而不是用工业削弱或取代农业。由此，农村的信息化进程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如果顺应信息化发展潮流，积极推进农村和农业信息化，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农业完全可能成为一个环保低碳的高回报的行业，农村也完全有理由成为环境优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村。

　　三、信息化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

　　地方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处于国家政治结构体系的特定结构节点上的政府机构通过调动各方资源、促进国家政策贯彻落实和地方发展的政治活动过程。取消农业税和村民小组以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严重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国家政权正在由“汲取型”转变为“悬浮型”，这种转变使基层乡镇政府“没有转变为政府服务农村的行动主体，而且正在和农民脱离其旧有的联系，变成了表面上看上去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一级政府组织”，农村面临治理危机。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促进了“治理”理念在农村的广泛传播，导致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基础的重大转型。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国家通过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权威性政府，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其自由决策权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政府管理体制中，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干部队伍以及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政府逐渐建立起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将社会纳入到政府的权力体系之下，政府的权力空前扩张，社会权力萎缩；政府与社会的权力格局明显以“强政府、弱社会”为特征，并逐渐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和政府职能趋向。“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能主义政府的政府管理体制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集中体现就是政府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成为事无巨细的“管家婆”，基层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公信力急剧下降。治理作为一种“阐释现代生活、政治秩序和结构变化，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阐述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分析框架和思想体系”，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区别开来。治理是一种参与式管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种方法之总和。这是一个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调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过程。它包括有权强迫人们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体，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和基础是主体平等、协同参与、贡献智慧、分享成果。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政务信息的公开和农村居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促使农村基层政府转变执政理念，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主义管理型政府逐渐转变为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专能主义治理型政府转变，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地方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同时，随着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手段受到广泛重视，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基本都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和相应的专属领域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甚至一些村委会或居委会也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在一些信息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广泛实行无纸化办公。政府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有线和无线通讯、广播等多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了与民众广泛而深入的信息传递与沟通，实现了民众更高程度的政治参与。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也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行政监督手段。2008年12月28日，因网友曝光，周久耕因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产生不良影响以及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等奢侈消费行为，被开除党籍公职并判处期徒刑11年。“大河网”一则“副局长大人：你替谁说话？”披露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雷人语录“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各地网民对政府职能和政府官员素质问题的广泛讨论。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因在网上公示了2010年1月份的公务费开支，详细地记录了每分钱公务花费而被称为中国首个“全裸政府”，引起全国关于政府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的大讨论。尽管褒贬不一、担忧甚多，但毕竟唤起了公众对中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反思和讨论，不失为一件幸事。由此看来，作为一种新的传递民意舆情的工具，网络等新的媒介形式正在成为民众监督政府、表达民意的重要渠道。信息化所引起的这种沟通方式的变化不仅为政府执政方式转变和行政管理效率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为群众监督政府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为基层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政府自身形象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