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结构与社会稳定

　　半耕半工模式在形成和稳定下来的过程中，已经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高度匹配，成为调节城市化速率和保持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微观基础。每个家庭都会理性决策确定农业经营规模，由此形成了乡村社会自发的土地流转。有的家庭老弱妇孺劳动能力有限，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务农收入，他们会释放出部分土地。有的家庭则是务工收入比较可观（尤其是经商成功者）就可能缩小甚至放弃务农，他们会释放出部分土地。有的家庭因家庭成员考学、从政或其他原因而成功地举家迁走，他们也会释放出部分土地。前两者比例较大，后者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部分释放出来的土地一般会通过私下商量的方式，无偿或低租金转给在村的亲戚朋友耕种。这部分转入土地的农户，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全家都无法外出，凭借机械化和科技化手段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有的是因为家庭妇女或老人劳动能力比较强，同样可以扩大规模。他们转入亲戚朋友的土地以后，可以使自家经营规模达到三五十亩甚至上百亩的水平，获得与兼业农户大致相当的经济收入，同样可以在村庄中获得比较体面的社会地位。由于自发流转几乎全部建立在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上（特别是自己人关系），信任度非常高，转出农户要回土地时，很少发生公然毁约（尽管是口头约定）的事情，我们的大量调查从来没有发现这类情况。这种非正式的人情化的自发流转实现了村庄内部（也就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单位内）土地的有序流转和有效利用，并且悄然重构了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了一类我们称为“中坚农民”的基层（可简称“中农阶层”）。中农阶层就是依靠转入土地形成规模效益，从而获得了与兼业农户大致相当（甚至更好）的经济收入的农户，这类农户数量不多，据我们统计大概占村庄人口的十分之一，但他们却构成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年龄多在40-60岁之间，正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黄金时期，该群体的主要社会关系和生活面向在村庄之内，是目前与村庄利益关联最为紧密的群体，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怀有很深的感情，对村庄稳定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热情，对国家惠农政策持有高度的认同，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社会中最核心最稳定的力量。

　　可以将中农阶层与其他阶层做一简单对比，分析为什么这个阶层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意义。首先来看兼业户。常年性外出务工的群体只有春节返乡，在村时间太短；季节性外出务工群体在村时间相对较长，但其参与受外出节律制约，无法全身心投入。其次是非农户。迁出村庄的非农户即使热心村庄公益事务，其参与和影响也极有限；工商业经营者受业务牵绊，时间精力有限，且其利益与村庄关联度较低（与村庄以外的市场和社会关联度很高）；离退休老干部等时间充裕，也可能很有责任热情，但农村社会经验可能有欠缺，同时，年事已高也构成一个约束条件。再次是小农户和弱势群体。该群体自顾尚且吃力，遑论参与公共事务。中农阶层的优势则体现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经验丰富，生产能力强。这个群体的农民始终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借助小型机械的辅助和科技要素的投入，可以通过家庭经营的方式实现规模效益最大化。二是生活经验丰富，社会声望高。自发流转具有筛选精英的功能，只有那些在村庄中社会资本较为丰厚的民间精英最能获得人们的信任，他们是靠遵循地方性规范积累起来的声望资本，故而也是地方性规范最坚定的维护者，他们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地践约，而且面对那些破坏村庄道义、秩序的行为也能够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三是与村庄利益关联紧密，社会参与性强。他们长年在村，与村庄利益关联最为紧密，对村庄事务最为关心，而且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农业生产的特点，也为他们提供了参与村庄治理的时间和精力，是目前村庄治理精英的主要来源。

　　中农阶层的形成是乡村社会因应城市化、现代化而内生的一支社会力量，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户之间自发的土地流转的结果，这种流转是可逆的，不会重蹈私有制下土地兼并的历史覆辙，促成了乡村社会内部阶层结构的循环再生。具体地说，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和进城节奏而调整。在进城务工比较顺利的时候，可以将部分甚至全部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随着年龄增长，劳动力优势消失，又没有足够资本在城市立足，就可以退回农村，将土地收回，继续从事农业经营，虽不能发家致富，但至少可以保证基本生存。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总是对城市更多浪漫的乐观预期，而对务农缺乏理性的认识，早年他们更倾向于将土地给父母，或者干脆流转出去，同样，随着年龄增长，现实会教育他们如何更理性地安排生活，人到中年时就可以收回部分或全部土地耕种，将进城的希望再寄托到下一代人身上。正常情况下，这种按照生命周期（也是劳动力衰退周期）展开的土地吞吐会在村庄中形成规模效应，而比较自由的流转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保障各方利益。许多人认为缺乏固定合同和固定期限，不利于保护转出方和转入方双方的利益，但问题是，一旦土地流转制度化固定化，就必然挤压了农民自主调节的空间，反而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