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想做事却找不到事做。这部分人是有做事的意愿，但苦于没有门路。创业无门，打工无技，干蛮活又无力气，比如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属于此类。

　　二是基层组织帮助安排了一些事，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安排的工作要么不对路，要么太累，要么工资过低，没有吸引力，对于松散惯了的农民来说，无所谓上不上班，经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是获得了一些补偿，手里有一些小钱，但对未来缺乏清晰理性的预期，得过且过，不想干活，更不愿意吃苦，今朝有酒今朝醉，浑浑噩噩过日子。

　　四是获得补偿的数额较大，一夜暴富，便游手好闲，整日花天酒地，讲排场，比阔气，有的买豪车，有的去豪赌，甚至出现吸毒现象。

　　五是农村中老弱病残妇幼常年都是全员参与生产的劳动者，农民没有退休制度，农业也不存在童工问题。失去土地之后，他们不仅由生产者变成了纯消费者，而且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闲人”。

　　根据能量耗散理论，人的能量如果找不到正常的耗散渠道，就会通过非正常的渠道释放。这些“闲人”，无事便生非，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最容易失去灵魂；在走向社区的同时，最容易走向监狱。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让他们充分就业，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就业服务体系。西方国家的就业率往往成为总统选举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是建立再就业培训机制。把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纳入城镇下岗再就业培训范围统筹安排。有针对性地免费开展实用技术、职业证书、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等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认证，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技能，既“输血”又“造血”，增强失地农民的谋生能力。同时，把失地农民就业，像城市失业者一样纳入市县各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网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

　　二是制定再就业扶持政策。对失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自谋职业的，可参照城镇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在税收、工商等方面的政策扶持，适当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等。探索建立专项扶持基金，对自办实业而资金有困难者，提供小额贷款或担保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应积极引导、组织他们发展各类家庭手工业。

　　三是鼓励征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失地农民，对吸收失地农民的企业，与吸收城镇下岗人员一样，享受同等的优惠政策。

　　四是动员失地农民落户的社区力量，建立“1+1”结对帮扶制度。通过开展结对帮扶，对失地农民在城镇生活和就业等方面提供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角色转换问题

　　失地农民离开土地，由世代聚居的村庄进入新的社区，住进楼房，角色转换是一个缓慢而又伴随着阵痛的过程，需要内、外部长时期的互动作用。

　　一是职业转换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失地前的农民主要从事的是第一产业。失地以后，农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需要从一产转向二产或三产。所谓隔行如隔山，对于文化低、技能差的农民来说，要从一产升级为二产、三产，实属不易。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农民，在土地的舞台上，面对一垅垅庄稼，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但是面对一排排机器，则不知如何下手，积累了一辈子的“把式”在一个全新的生产体系、组织结构和生产器具面前束手无策。

　　二是身份转换问题。“农民”一词在中国，最具特色，它不是职业的称谓，而是身份的象征。这些失地农民，没有了土地，不干农活，但标签上仍贴着“农民”二字。户籍登记也入另册，与城市居民有着不一样的户口簿。真正的市民待遇也不能普及到他们头上。即使住在了城里，衣食住行跟城里人都没有两样，但管理上的歧视、社会上的偏见等却难以消除。有关调查显示，有61.6%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只有38.4%的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

　　三是生存环境转换问题。从熟人社会一下子进入生人社会，胜过“远亲”的“近邻”，不再是一起“玩泥巴”的伙伴，不再是围在一个小河里洗衣的村妇，不再是有事一声嗓子就跑过来的兄弟，而是一个个被关在家里自娱自乐的孩子，一串串由阿拉伯数字组成的门牌，一张张从“猫眼”里看人的陌生面孔。他们发现，找个人拉拉家常都很奢侈，遇见红白喜事，只得花钱请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过去世代稔熟的诚信链变成了邻居互不相认的契约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