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基本依托，失去了传统谋生技能的用武之地，打碎了子孙后代吃饭的饭碗，打乱了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环境，斩断了乡土文化的传统血脉，失落了寄托乡情乡恋的精神家园。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大约有5000万失地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有着太多的无奈，他们的声声叹息呼唤着新制度的出台。尽管他们失地的原因各不相同，补偿安置千差万别，但大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

　　安居问题

　　农民失去土地后，首先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居问题。得不到安居的原因，一是“先破后立”的工作方式使农民无处安居。即一些地方不是先建好安置房，让农民搬好家，再征地拆迁，而是不管农民到哪里居住，先征地拆迁，为了赶工期，赶进度，往往规定几天内必须搬离，不管你投亲靠友，还是露宿街头，拆后再慢慢安置。以致闹得鸡飞狗跳，干群之间剑拔弩张。二是补偿太低，难以安居。从补偿形式看，目前绝大多数地方主要采取较为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即“要地不要人”。在一些地方，农民的补偿费甚至还不够购买安置搬迁房。三是收入来源减少，生活开支加大，影响安居。征地前，农民除了种地，可以利用房前屋后搞一些庭院种植养殖，这些活即便年老体弱也能干，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开支，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没了地，一方面是生活中的收入来源减少了，老弱病残没了干活的地方；另一方面各项生活开支增加了，过去不花钱的粮食、蔬菜、肉蛋、饮水等，现在都需要花钱从市场上购买，用农民的话说，撒泡尿，手一按，水一冲，一毛钱就没了。一边是生活成本增加，一边是收入减少，一增一减立即使他们陷入困境。四是一些地方的拆迁还原房质量较差，无法安居。有的刚拿到手的新房子就发现裂痕或墙皮脱落，“楼脆脆”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反映很大，整天提心吊胆地住在新房里，想安居也无法安居。

　　安居才能乐业。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首先要贯彻先立后破的原则，即先建好安置房，让农民安安稳稳地搬入新家再征地拆迁。即便以货币补偿，也要等拆迁户有了住房着落再拆迁。

　　其次，在征地过程中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厘清地方政府、农村集体、农民个人及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将保护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农民心理得到平衡。

　　再者，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严格杜绝一些地方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征地，征地之后又按照市场化的开发出售，而农民得到的却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补偿。退一步说，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在土地征收补偿时，不仅补偿农民进城后的基本生活费用、就业和创业资本、社会保障，而且还包括了一定时期内的土地增值收益。例如，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是根据征用前的市场价格计算标准，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的价值，而且考虑补偿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同时，还补偿因征用而导致邻近土地所有者经营上的损失。这些方面都可资借鉴。我国征地补偿政策改革应遵循的思路是，今后除了国防以及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特殊用途外，无论是否公益，均应引入谈判机制，由农民或代表农民的集体组织直接参与交易。对纯公益、准公益类与商业开发类项目必须在标准和额度上有所区别，政府可根据市场价格机制及供求关系给予一定的指导和监督。当然，新的补偿标准和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明确方向和路径。

　　第四，要建立货币补偿、住房安置、划地安置、就业安置、社会保险等多形式有机结合的综合安置方式。尤其是要积极鼓励和推广两套房安置的做法，用第二套房的房租收入替代被征用土地的收入，从而保障失地农民长远利益不损失，生活水平不降低。今后的货币补偿，应当不仅包括农业收益还应包括土地增值部分，不仅包括实物和经济补偿，还应当包括精神和心理补偿。俗话说搬家三年穷，更何况是拆迁，适当的精神补偿意义重大。对那些已经失地又失屋仍未得到住房安置的农民，应当将他们纳入住房公积金和城镇廉租房、保障房的政策范围，分期分批优先解决。让失地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

　　“闲人”问题

　　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无业可就，或有业难就，或有业半就，或有业不就，成为“闲人”者甚众。“闲人”之“闲”可分为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