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前中国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围绕第二代农民工产生的，第二代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创造制度条件保障农民向市民顺利平稳地转化。这是关系中国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的大问题。

　　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质疑

　　近年来因为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开始出现，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4年中国东部爆发大面积持续多天的雾霾，引发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强烈质疑，环境问题成为考验执政者治国能力的又一重大问题。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三个特点：一是从中东部向中西部发展，二是工业性污染向资源性污染发展，三是垃圾区的问题。我认为在未来10年，中小城镇的垃圾区问题可能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大问题。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不良的发展方式造成的，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邻避运动”也开始出现，这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历程十分相似。就目前所发生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来看，冲突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污染企业和受污染的民众。在这三方主体中，政府的态度和作用是关键性的。

　　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与转型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格局交织在一起，催化出一系列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促使转型期中国的执政者必须高度重视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问题。

　　首先，网络在拓展公众的参与渠道的同时也蕴含着群氓的集体狂欢，打砸抢烧公私财物，甚至针对被抗争者的残酷伤害等消极方面。2012年因反日游行示威引发的社会骚乱，就展现了非理性狂躁所具有的严重破坏性。在这一事件中，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群情激愤，民意难平，体现出一种抽象愤怒和集体狂欢意识。

　　其二，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参与互联网公共事件的多是分散的社会个体成员，其价值观、通讯能力存在多重分歧的可能性，并且他们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力非常薄弱，并不具备对特定事件持制度化处理方式的能力。当代中国互联网公共事件往往是“个案型”事件，无法成为推动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力量。反而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因为其无组织性的特点而容易最终演变成为局部的社会骚乱，破坏社会秩序。

　　其三，话语和行为的非理性破坏。网络生存中的角色虚拟化，使网民的言论和责任是不对等的，表达和发泄容易走向偏激和非理性的方向。而政府担心其超过一定的“度”而失去控制，往往会从社会管治的角度加强监管。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严格的网络舆论管制导致许多社会矛盾压力无法通过显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被执政者感知。这就导致问题逐渐累积并由对个别事件的不满转化为对整个体制和社会的怨愤，成为反体制极端行为的温床。

　　现代国家的基层治理能力是与国家总的规则体制相联系的，特别是在社会矛盾纠纷处理问题上，需要国家层面规则的现代化。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建设，如基层人大制度改革，还需要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只有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社会才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