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不仅仅是制度的整合和应对社会变动的能力，更主要是执政者的理政能力，说到底还是执政者的能力。

　　从国家层面来说，执政者是社会规则的引领者。在代议制民主中，执政者如何引导民众制定符合社会发展方向、适合国家现实情况的社会规则，并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执政者还是社会规则的守护者。这要求执政者自己应遵守社会规则，是遵纪守法的表率，同时作为执政者要严格依法办事，守护社会规则。执政者还是社会价值的代表者。现代的社会价值主张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顺应社会价值是现代执政者应具备的执政理念。

　　对各级地方政府和执政者来说，确保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正确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治理能力的具体表现。近些年来，由于城镇化加速，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多发，如何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各类社会冲突，已成为了地方执政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具体而言，目前，基层社会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问题

　　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农问题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税负问题。在经过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以及一系列的乡镇基层治理配套改革措施之后，三农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近几年来，基层治理的环境又开始恶化，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再次增加。此次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是围绕土地权益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

　　较之税费争议来说，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有着较大的变化：其一，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同时，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精英抗争为主有明显的不同。其二，市县政府部门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其三，公司和开发商成为了被告方，这在农民税费争议中是没有过的。

　　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冲突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在土地纠纷中，不少农民则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甚至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与冲突方式的变化相伴随，冲突程度也变得相对激烈，警农冲突时有发生。

　　此外，外力介入情况也不同。一些知识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也为了各种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影响）而深入其中，这一点与农民因税费争议很少有外力长期、并有组织地介入有明显的不同。

　　总之，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而且土地问题往往涉及巨额经济利益，这也决定土地争议更具有对抗性和持久性。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打压，以及知识精英出于各种目的的介入，使这一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有可能诱发较大的社会冲突。

　　第二代农民工如何向市民转化

　　今天的农民工问题与三十年前的农民工问题相比，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我们将中国的农民工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现在中国的农民工，有60%到70%是第二代农民工。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主要指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农村外出务工者，第二代农民工问题将是中国的重大问题。

　　与其父辈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赚取额外经济收入补贴生活不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是暂时性的，而是以在城市定居转化为城市居民为长远目标。因此，第二代农民工实际上是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渡期，城乡二元的制度化歧视对其影响更大。

　　第二代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自身权利意识与平等意识都比较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打工择业时，不愿再从事其父辈所从事的“脏、乱、差”的繁重体力劳动。除了工资报酬之外，工作的条件和环境成为其就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农业体力劳动，不具备农业技术知识。他们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进城成为产业工人，一旦失去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他们便无法像其父辈那样回乡种地以维持基本生活。因此，经济波动导致其陷入生活困境的可能性明显提高，这也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